在大众政治和精英政治之间：希腊政党政治的发展轨迹与前景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19年12月6日第11期。此为缩略稿，注释略 。已获得作者授权。
历史上，希腊政党政治具有鲜明的大众主义传统。进入现代，在西方影响下，希腊选择了精英政治，两党执政传统形成，中右的新民主党与中左的泛希腊社会运动党轮流执政，两党创始人在制定纲领和塑造政党政治格局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债务危机改变了两党执政的传统与根基，危机导致疑欧主义的兴起，精英政治普遍受到怀疑，激进左翼联盟借机胜选并在欧盟的压力下接受“紧缩方案”。但持续的紧缩引起民意反弹，激进左翼联盟的执政基础受到侵蚀。2019年7月希腊大选，新民主党上台执政，希腊政坛传统政党回归。新民主党上台表明民粹主义势衰，但预判其退出历史舞台还为时尚早，民粹主义在希腊仍有生存的根基和土壤。2019年7月7日，希腊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官方最后统计结果显示，反对派新民主党（NP）获得了39.7%的投票赢得选举，而现任总理齐普拉斯所在的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得票率为31.6%。新民主党赢得议会300个席位中的158个议席，超过半数。针对此次大选的结果，有评论认为，这意味着希腊又重新回归主流政治，民众选择放弃民粹主义。本文以希腊政党政治的历史传统为切入点，总结其特点，进而详细分析希腊政党政治的变化及其原因，并对希腊政党政治的发展作出展望。
2019年7月7日，希腊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米佐塔基斯领导的新民主党获得39.7%的支持率，赢得选举，并获得议会300个席位中的158个议席，超过半数。图为7月17日，在希腊雅典，新一届议会议员出席宣誓就职仪式。
古希腊民主思想拒绝一个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社会，认为一个理想的城邦应该是所有公民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伯里克利曾在演讲中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体制，是因为政权是在全国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亚里士多德也提到，雅典平民政治的本质特征是“平民群众必须具有最高权力，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当时，雅典是希腊诸城邦民主政体的典范，其民主共和制无疑是一个伟大创造，对后世影响深远。遗憾的是，希腊从15世纪开始被奥斯曼帝国统治长达4个世纪，其历史或者说民主发展史因而与西方文明和民主发展进程隔离。在这4个世纪里，希腊错过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直到1821年爆发独立战争。1822年初，希腊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标志着希腊作为现代国家正式建立，然而当时的希腊政府并未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稳定下来。一方面，没有任何大国承认希腊独立；另一方面，由于奥斯曼帝国干涉镇压，希腊国内战争持续不断。1827年10月，奥斯曼帝国在对英法俄战争中失利，希腊国家才得以建立。1828年希腊正式建国，并得到了大国的承认，但随后由于首任总统被暗杀身亡，国家再次陷入混乱，直至1832年宣布建立王国。实行君主制的希腊王国一直延续到一战结束后。1924年，希腊第二共和国宣布建立，在经历短暂的经济繁荣后也难逃大萧条的冲击。1935年希腊废除了共和制，重新回到了君主制。此后，希腊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1967年军人政变，直到1974年军人独裁结束，希腊民主才步入稳定的发展轨道。然而，1974年结束军人独裁统治、恢复民主共和制后，受当时西方主流民主思潮和体制的影响，希腊的民主政治并未完全遵循古希腊强调的大众政治传统，而是走向了精英政治。希腊政治的主要特点是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运动党轮流执政。奠定这一政治格局的是两位重要政治人物——新民主党的创始人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和泛希腊社会运动党创始人安德烈•帕潘德里欧。总结两人身上体现的特点，可以系统梳理出希腊两党制发展的脉络。第一，两党均成立于1974年，且得益于两人雄厚的政治资本。早在1955年希腊王国时期，48岁的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就被委任首相一职至1963年，之后于1974年组建新民主党并担任政府总理至1980年，此后又于1980—1985年和1990—1995年两度担任希腊总统。在创建泛希腊社会运动党之前，安德烈•帕潘德里欧的政治资本更多来源于其父，他本人则在1981—1989年和1993—1996年担任总理。两党成立后，历任希腊总理都出自两党或与这两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74—2015年之间，除了出现过几个任期十分短暂的独立党派的总理外，其他时间总理职位都由两大党主导，并且轮流执政。中右翼的新民主党属于传统的自由保守党，主张大西洋主义；中左翼的泛希腊社会运动党则主张国家自主发展、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和公共生活民主化与社会化。虽然两党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作为彼此政治上的反对派存在，但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例如在1981年卡拉曼利斯任总统时，帕潘德里欧担任总理；2012年议会大选后，两党还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执政。第二，两人均为各自政党留下重要政治和思想遗产，发展成各自政党的主要指导纲领。卡拉曼利斯执政和担任新民主党党首期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有深远影响，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清除军人干政。1975年6月出台新宪法，规定希腊为议会制共和国。立法权属于总统和议会，行政权属于总统和总理，加强行政权力。二是融入欧洲，推动希腊加入欧洲共同体（下称“欧共体”）。加入欧共体是卡拉曼利斯对外政策的基石。他认为希腊加入欧共体是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以及巩固民主制度的重要保障。他也是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认为“欧洲的未来在于它的统一，而希腊的未来在于团结的欧洲”。在卡拉曼利斯的推动下，1979年希腊正式加入欧共体。三是亲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推动希腊重返北约。希腊地处欧、亚、非三洲交界处，是北约、欧洲南部不可或缺的屏障。卡拉曼利斯的外交政策是，在强调独立自主的同时，主张依靠北约，联合西欧，修和土耳其，稳定巴尔干。四是推动发展市场经济，强调私有化和提高行政效率，鼓励外来投资以解决国内经济发展的困难，改善民生。两党的执政理念有矛盾冲突之处，但总体平缓。在外交政策上，帕潘德里欧反对亲西方政策。20世纪70年代，他察觉到希腊青年从右向左转的情绪，因而在对外政策上提出退出北约、不加入欧共体、撤销美国和北约在希腊的军事基地并对土耳其实行强硬政策。在国内政策上，帕潘德里欧主张通过大中企业的社会化来发展生产，提出实行工业、金融业、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国有化来发展经济，实行教育改革和扩大社会服务业。泛希腊社会运动党的政策纲领居中靠左，以争取多数选民支持。但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执政地位后，帕潘德里欧在外交政策上又表示不会把希腊引入政治冒险，同北约关系不会采取单方面行动，愿意同美国谈军事基地问题。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希腊不打算退出欧共体，并谋求希腊在欧共体内享有某种特殊地位。第三，派系关系清晰，代际联系紧密。1974年后希腊政党政治的发展史某种程度上是精英家族的发展史。比如安德烈•帕潘德里欧子承父业，继承了乔治•帕潘德里欧的政治遗产而长期担任总理；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作为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的侄子，在2004年大选中率领新民主党获胜担任总理，也延续了政治继承关系。派系关系相对紧密对于维持希腊政策的连续性有帮助，也有利于外界清晰判断希腊政府政策的发展走向。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执政时，就很好继承了新民主党纲领，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实行非国有化，推动结构性改革；外交方面则致力于提升欧盟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推动欧盟联邦化和加强欧盟机构权力，发展同美国的紧密合作关系。而2019年7月希腊大选，当选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也是典型的子承父业。其父亲康斯坦丁•米佐塔基斯1984年被推举为新民主党主席，1990年担任总理。而康斯坦丁•米佐塔基斯的舅舅维尼泽洛斯也出身政治世家，曾三次出任总理，在康斯坦丁•卡拉曼内斯政府担任协调部长。康斯坦丁•米佐塔基斯在执政期间也很好地继承了新民主党的发展纲领，否定泛希腊社会运动党的国有化和社会化政策，大力推行私有化，减少财政赤字并实行紧缩，融入欧洲以及发展同美国紧密合作等。第四，两党都不偏激，积极拉拢中间派。两个政党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中间派系的色彩。一是两党都紧贴欧洲主流政治的发展趋势，其政治立场虽分左右，但在大的政治方向问题上立场较为一致，只是方式方法不同，比如在融欧联美、提升营商环境等方面立场相类似。二是积极争取新的中间力量和中间选民。比如，泛希腊社会运动党自成立以来，一直以工人、农民、小业主、手工业者、雇佣劳动者、知识分子和青年等中下阶层为其生存土壤。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浪潮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动下，传统产业工人队伍持续萎缩和新中间阶层迅速扩大,明显削弱了泛希腊社会运动党二十多年来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于是该党积极做出调整，触角尽可能向“中间”拓展，以争取广大的中间阶层选民。而新民主党主席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在不同时期适时将党的政治路线“左移”，宣称该党为中间阶层的党。精英政治在希腊现代历史上长时间占据政党政治的主流，但这绝不意味着大众政治从希腊政党政治中彻底消失，而是伴随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变化而复归,基于对历史传统的记忆开始发挥作用。2008年后，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给希腊政党政治生态带来了较大冲击，原有两党执政的民意基础也发生了根本改变。2008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导致民众的疑欧主义、反精英主义情绪明显增长，传统的两党失去执政基础，危机期间屡次组阁不成，政党政治陷入失序状态。激进左翼联盟提出反欧、反紧缩、反建制和反精英主义等民粹口号，获得民意支持，最终改变温和左右翼长期执政希腊的局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深刻影响了希腊选民的偏好，进而对政党政治产生深刻影响，疑欧主义在希腊迅速兴起。金融危机对希腊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希腊信用评级被降级并且国家进入深度衰退。伴随着高失业率和高赤字，为了避免破产，希腊接受了一系列国际救助，接受救助的代价是要进行严格的紧缩政策，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机构开始干预希腊经济。紧缩政策让民众备受其害，失业率猛增、工资收入和退休金明显下降、税收增加。2008年希腊失业率为7.76%，但到了2014年失业率为26.49%，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接近60%。金融危机迫使国家下调法定最低工资，从2012年起没有失业的公务员必须削减25%的工资。工资削减并不局限于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的最低法定工资也降低了22%（从740欧元降到580欧元），25周岁以下工作人员的最低法定工资则降低了32%（降到512欧元）。老年人是另一个受害群体。自从2010年以来，养老金遭到大幅削减，有的甚至超过60%。各种税收的增加也严重损害了民众利益。这些变化影响到希腊民众对欧盟和国内执政精英的看法。从2009年开始希腊对欧盟的负面看法急剧增长，超过了欧盟各国的平均水平。在危机高峰的2013年，将近一半的希腊被调查者对欧盟持有负面印象，而整个欧盟平均水平仅为28%。欧盟深度干预重债国的经济政策，意味着其倡导的改革与重债国经济阵痛和主权丧失联系在一起。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希腊又恰恰是难民危机的前线国家，希腊民众认为，欧盟缺乏应对难民危机的有效举措。2015年秋，高达81%的希腊民众对欧盟表示不满，这一表现比欧盟成员国平均水平约高出26个百分点。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两大主流政党的亲欧政策受到挑战，进而对其执政地位造成不利影响，而支持欧盟提出的紧缩政策更是触及了民众的具体利益。反欧或疑欧势力如激进左翼联盟、金色黎明党等借助民众诉求积蓄力量，提出了一系列反紧缩、反欧盟主张，支持率迅速提高。持续的危机使得两党执政的政治精英成为被怀疑的对象，民众对希腊政府及其政治制度的疑虑心理加剧。政府对本国经济管理不善，在公共债务已经超过GDP水平100%的情况下，仍然以远高于欧元区所有其他国家的速度来增加政府负债。20世纪90年代前，希腊虽然债务较高，但80%的希腊债券被国内市场的投资者所持有，受到利率波动的影响比较小。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后，国际投资者被更稳定的统一货币欧元所吸引，资本开始从西欧国家向希腊等南欧经济体转移。希腊政府（泛希腊社会运动党以及后来的新民主党政府）利用了加入欧盟后有利的市场条件，从国际市场举债，以抵消财政赤字，维持精英政治。这里所说的债务是指希腊的公共债务，而不是私人债务。2001—2004年，希腊的私人债务占GDP的比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位列倒数第二，到2011年时，仍列倒数第四。因此，当政府使用会影响民生的财政紧缩措施来解决一个看上去是由其腐败或决策失当造成的问题时，希腊民众就认为自己受到了统治精英的欺骗，在他们眼中，政府须为债务危机负责。伴随着疑欧主义兴起的是主流政党无法应对民意的变化，直接导致政党政治在频繁的提前大选、换届、人事调整中失灵，无法带领希腊走出危机。从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以来，希腊政坛开始陷入动荡和混乱，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系开始失灵。从2009年开始到2015年激进左翼联盟获得选举胜利这段时期，希腊共进行了4次提前大选，分别是2009年、2012年5月和6月以及2015年，更换了三届政府，分别是新民主党的乔治•帕潘德里欧政府、帕帕季莫斯过渡政府以及新民主党萨马拉斯领衔的三党联合政府，期间还更换了3位总理，分别是乔治•帕潘德里欧、帕帕季莫斯、萨马拉斯。危机期间，希腊组成了过渡政府来应对危机。在2011年10月27日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时任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提出就欧盟救助举行全民公投，引起各方强烈反对。同年11月，在欧盟国家的强大压力下帕潘德里欧辞职，执政党泛希腊社会运动党和反对党新民主党等党派组建联合过渡政府。联合过渡政府总理帕帕季莫斯于2012年4月11日正式宣布解散议会，并在5月6日提前举行了大选。而5月6日的大选却成了验证政党体制失灵的一次大选。这次大选中共有7个政党进入议会，新民主党赢得108席，激进左翼联盟赢得了52席，泛希腊社会运动党赢得41席。得票率超过3%（进入议会的最低门槛）的小党派还有独立希腊人党、民主左翼党、金色黎明党以及希腊共产党。此次大选没有任何政党获得多数席位。从组阁谈判来看， 新民主党、泛希腊社会运动党和民主左翼党主张重新谈判两轮救助协议中的个别条款，并逐步终止救助协议，而激进左翼联盟及独立希腊人党则反对救助协议。由于前三大政党组阁均告失败，帕普利亚斯总统随后进行最后一次组阁努力，也未能成功，遂决定2012年6月17日再度举行大选。由于组阁失败导致提前大选，在议会制下实属罕见。2015年1月25日，希腊举行新一轮大选，坚持反紧缩、反建制主义的激进左翼联盟以第一大党身份胜出，它与右翼党派独立希腊人党组建成联合政府。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成立于2004年，由与希腊共产党关系密切的数个左派团体包括马克思主义党、毛派党、绿党等在内的左翼与极左翼组成联盟。选举结果标志着传统两党轮流执政的格局被打破，新民主党的支持率下降，泛希腊社会运动党沦为边缘党。2019年大选新民主党得以胜选的原因很多，或者说之前民粹政治力量获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融危机期间所产生的民粹主义、疑欧主义、反建制主义成为民意的主流方向，但在希腊经济逐步走出危机、基本面向好时，民众希望有一个稳定和理性的发展环境。新民主党提出的减税、吸引外部投资、提高就业、改革官僚体制等措施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后紧缩时代希腊民众的诉求。而激进左翼联盟执政期间采取的两面政策——坚持反紧缩却无法兑现最终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此外，齐普拉斯领导的政府在解决与马其顿国名争议问题上也毁誉参半，并未给执政党带来实质性得分。新民主党胜选后，希腊两党轮流执政或会恢复常态，但也不排除出现新的情况。 第一，内外形势的变化推动了希腊民粹主义向退潮趋势发展。从国内情况看，希腊经济的恢复和增长、救助的结束，有助于培育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稳定的国内经济形势有助于缓解民粹主义情绪，推动政治生态进一步稳定和正常化，两党制的发展又有了新的土壤。外部情况也表现出利好趋势，尤其是欧洲议会的选举可以看作是一种风向标。从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奠定的大格局看，民粹和激进党派并未取代传统政党的执政地位，传统政党巩固了自身地位，中间派的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等获得较大提升。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选票不佳并非个案，这也反映了整个欧洲的诉求。从某种程度上说，欧洲民众对民粹主义政党承诺多但兑现少的行为表现出一定的警惕，寻求常态化而不是激进化政治的呼声渐高。第二，断定希腊民粹主义退出历史舞台还为时尚早。判断民粹主义是否最终会退出历史舞台还要看希腊未来的发展远景。希腊是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后最后一个告别欧洲金融援助的欧元区国家，此后开始步入漫长的经济复苏之路。连续的紧缩政策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失业率居高不下，一直维持在20%以上，经济增长乏力。较长一段时间内对内依靠紧缩和外部救助、对外依靠外部投资和私有化的畸形发展模式不可能短时间内得到扭转，2018年希腊GDP增速只有1.37%，家庭收入减少三分之一，数十万人处在低薪状态下。希腊自2015年开始实施信贷控制，其在市场上的融资能力依然是未知数。新民主党在获胜后也坦言，危险和挑战依然艰巨：目前的两大挑战是，2019年8月22日欧盟救助计划停止后，希腊是否有充分的财政空间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创造就业岗位以平息民怨；2020年1月，不受民众欢迎的养老金改革将正式生效，希腊政党将继续要求民众牺牲自身利益，对此，民众会如何反应，将是执政党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此外，希腊债务依然过高，很难保证从国际市场上获得足够的资金。新政府一旦处理不好上述问题，或给民粹主义再次起势创造机会。第三， 希腊左翼力量通过进一步整合和政策调整再次获得执政地位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当前，左翼力量在欧洲呈现整体衰退的迹象，希腊的左翼力量也是如此。此次败选对激进左翼联盟打击较大，但其在议会中仍具有一定影响力。左翼为维持自身影响力，可能会与激进左翼联盟进行整合，向右翼政府发起挑战。在希腊，民粹政党仍有执政的土壤，主要还是由于较强的大众政治传统以及希腊脆弱的经济基础。关于如何推动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任何一派尚未有创新性思路。激进左翼联盟虽然在大选中败北，但仍获得了31.6%的支持率，只比新民主党低8个百分点。激进左翼联盟仍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去民粹化”，理性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加强与中左翼的泛希腊社会运动党合作等来提高民意支持率,从而获得执政机会。希腊政党政治中两党轮流执政的传统长期存在，左翼和右翼在希腊政坛各有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具有鲜明的西方民主体制特点。希腊的精英政治虽然融合了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但其实是在古希腊崇尚大众政治的土壤中发展起来的，因而深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因此，在大众政治借由债务危机兴起后，希腊民粹主义政党乘势而起通过选举上台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危机告一段落，希腊的经济社会环境逐步恢复常态，大众政治和民粹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发生改变，走出危机的希腊政党政治又再次转向了较为成熟的精英政治。由此，希腊又成为西方世界中民粹主义政党最早下台的国家之一。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传统和现实因素相互影响，在希腊政坛长久发挥作用，并成为判断希腊政党政治走向的重要视角。无论大众政治还是精英政治，左翼还是右翼，都在希腊政党政治发展中长久存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共生共存，此消彼长，各方力量根据民意的起伏而获得执政机会。希腊作为西方最早的民主国家，在当今世界民主体制和民主思潮发展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