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导技术，也是一项通用技术(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集合。 不少研究曾预言，如同前几次产业革命的主导技术一样，数字技术的快速进步及其广泛应用必将驱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速大幅提高，并将引领新产业革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向。 然而，从数据上看，近年来全球重要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并未迎来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速的明显提升。 实际上，虽然自１９７０ 年代起信息通信技术(ＩＣＴ)已经兴起，但是直到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速相对于“前数字经济时代”并未明显提升。早在１９８０ 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ｌｏｗ)就曾指出:“人们到处都看得到计算机时代(已经来临)，但是生产率数据除外。”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欧美经济学界有关数字技术进步及其应用与劳动生产率互动关系的研究也多了起来。 这类研究发现了类似的趋势，即信息时代的“生产率悖论”(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长期存在，而且在过去十多年表现更为突出。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不仅低于此前二十年，而且呈进一步走低之势。 特别是，在进入“新数字经济”(Ｎｅｗ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阶段后，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不升反降，“生产率悖论”进一步加剧(见图１)。 所谓“新数字经济”，是技术与创新经济学界用来描述２００７ 年左右以来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与相互融合而开启的数字经济的新阶段，用以区别２００７年之前以计算机普及和互联网兴起为主要内容的“旧数字经济”。观察图１ 可知，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９ 年，欧盟２８ 国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以从业者每小时ＧＤＰ 增长衡量)都明显低于１９９０ 年代初至２００６ 年的水平。 即便尽可能剔除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造成的周期性影响，２０１３ 年至２０１９ 年，欧盟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也低于２００６ 年之前的水平。

      对于上述“生产率悖论”，学界尝试从不同角度做出解释。 有观点认为，现有研究中观测到的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能是数字经济下投入与产出测度困难导致生产率估计出现偏差，并不是真实的生产率变化。 另有观点认为，作为通用技术，数字技术对生产率的促进有滞后效应，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才能释放出来。总体而言，上述讨论要么还很不成熟，要么过于宽泛，均未从理论层面给出讨论数字技术进步驱动劳动生产率变化机制的分析框架，特别是难以就“新数字经济”阶段欧美发达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增速不升反降给出较合理的解释。

       鉴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变化都具有高度的动态性，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涉及一系列组织与制度变革，要考察前者对后者的驱动机制，强调动态和非均衡的演化经济学显然比专注于静态均衡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更为适用。 虽然迄今演化经济学还主要是一种研究范式，尚未发展为一个具有系统知识体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但是在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遭遇巨大挑战的背景下，演化经济学发展迅速，甚至被许多学者认为将成为２１世纪经济学的主旋律。 此外，新一轮产业革命到来使得“创新”与“变化”成为新常态，以技术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演化经济学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与运用空间。 当前演化经济学流派和代表性学者众多，与前文所述数字经济分为新、旧两个阶段相适应，笔者认为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卡洛塔􀅰佩雷斯(Ｃａｒｌｏｔａ Ｐｅｒｅｚ)有关技术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或可为考察发达经济体数字技术进步驱动劳动生产率变化的机制提供一个相对系统的分析框架。

      佩雷斯１９３９ 年出生于委内瑞拉，拥有英国和委内瑞拉双重国籍，长期以来一直在委内瑞拉、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多所知名大学任教并从事研究工作。 她自１９７０ 年代开始关注技术变革的历史演进，于１９８０ 年代提出“技术－经济范式转型”(ｔｅｃｈｎ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的概念。 这一概念被认为对人类理解长时段的技术变革及其与经济、社会、政治变革的相互影响做出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提出后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 １９９０ 年代，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Ａｌａｎ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ｎ)引用“技术－经济范式转型”来解释当时美国经济的上升势头，使得佩雷斯的理论进一步受到各界重视。在欧盟２０００ 年发布的“里斯本战略”中，就有多项内容是基于佩雷斯的研究和建议提出的。 ２００２ 年，她出版专著«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对“技术－经济范式转型”做出更全面系统的阐释。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积极反思资本主义的重要经济学家之一，佩雷斯呼吁从技术变革的视角看待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方向。 ２０１５ 年，佩雷斯受聘为欧盟“地平线２０２０ 计划”专家组主席，为欧盟科技创新政策提供咨询。 以下对佩雷斯有关技术革命的理论做一概述，提炼出其中有关技术进步驱动劳动生产率变化机制的观点和启示，并尝试从数字技术进步的视角给出１９９０年以来欧美国家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的一个解释，为后文分析欧盟数字战略奠定基础。

      佩雷斯拓展了熊彼特的“连续产业革命理论”和弗里曼(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Ｆｒｅｅｍａｎ)等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的研究。 她提出，自１８ 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经历了五次技术革命，相应地驱动了五次连续的“大发展浪潮”(ｇｒｅａｔｓｕｒｇ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第一次技术革命始于１７７０ 年代，机械化和水力驱动工厂的普及以及发达的水运网络极大地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英国崛起为世界强国。 第二次技术革命始于１８２９ 年，以煤、蒸汽动力、铁和铁路的发展为主要内容。 第三次技术革命始于１８７５ 年，钢、重工业工程、电力和化学大发展，国际贸易迅速膨胀，促成了第一次全球化。 德国和美国快速崛起并超越英国。 第四次技术革命始于１９０８ 年福特Ｔ 型车下线，汽车、高速公路、石油、塑料、电力大发展，以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主义为核心内容的“美国梦”逐步形成。 第五次技术革命始于１９７１ 年英特尔微处理器问世，目前仍在进行中，可称为ＩＣＴ革命或数字技术革命。 每一次技术革命的含义都不止于技术变革本身，还会引发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创新，促成一整套新的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引起一连串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变革，佩雷斯称之为“技术－经济范式转型”。

      根据佩雷斯的总结，每一次由技术革命驱动的“大发展浪潮”都需要４５ 年至６０年时间才能均匀地散布在整个经济社会中，而每一次发展浪潮或新范式的扩散又都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导入期(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和拓展期(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其间有一个转折点(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或称过渡期(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其标志是泡沫破灭以及随后或短或长的经济衰退。 佩雷斯还据此总结了五次技术革命的核心内容与特征(见图２)。 每次技术革命的导入期正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全面发生的时期。 这一阶段往往竞争极其激烈，自由放任理念盛行，而金融资本的灵活性使其成为这一阶段的驱动力量，乃至一步步获得超越生产资本的权力，营造出空前繁荣的“镀金时代”(ｇｉｌｄｅｄ ａｇｅ)。 进入导入期后半段，新范式扩散的负面效应逐步显现并加重:一方面，新技术和新技能快速取代旧技术和旧技能，新旧产业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另一方面，自由放任理念使得金融资本因缺乏管制而越来越具有投机性，不断脱离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形成泡沫。事实上，每次技术革命的导入期在到达高潮时都会产生巨大的泡沫，继而出现泡沫破灭和经济衰退，进入转折点或过渡期。虽然泡沫破灭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破坏，但是导入期形成的新基础设施得以保留，主导产业得以建立，新范式被普遍接受，能否尽快迎来拓展期，关键在于各国或地区能否在过渡期做出相应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系调整，。一旦相应的条件得到满足，将迎来技术革命的拓展期，新范式所蕴含的财富创造潜力将被挖掘出来，促成令整个社会受益的经济增长。待拓展期的潜力充分释放后，将会逐步开启新的技术革命周期，进入下一次技术革命导入期的开端。

对于当前的第五次技术革命，佩雷斯也专门做了分析。 她提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刚刚走完ＩＣＴ 革命的导入期，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是其导入期发展到高潮的标志，有一定的必然性。 ＩＣＴ 技术的广泛导入使得消费模式发生变化，但是其驱动全部产业发生转型的能力尚处于初级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未来应会有二十至三十年的拓展期，而拓展期往往伴随着经济高速和谐增长的“黄金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大机遇，但是过渡期将持续多久，经济增长潜力能否在拓展期充分释放并非事先预定好的，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存在多种可能性。纵观历次技术革命，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历的过渡期长短不一，拓展期的表现也不尽相同；而在同一次技术革命中，各国或地区的表现也差异甚大，后起国家实现赶超往往就在于抓住了拓展期的机遇(见图２)。 佩雷斯建议欧美国家应有意识地选择由ＩＣＴ驱动的“绿色增长”作为这一轮技术革命拓展期的发展方向，并进行适当的政策倾斜。 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基于发展惯性与政策选择的差异，各国或地区拓展期的最终发展方向与表现往往会迥然不同。

梳理佩雷斯的著述，可将历次技术革命中主导技术进步驱动劳动生产率变化的趋势和特点大致归结如下:第一，一般而言，每次技术革命以及新范式的扩散都会逐渐使得整个经济进一步现代化，逐步将劳动生产率的潜在和实际增速提升到一个新水平。第二，在技术革命的不同阶段，劳动生产率变化通常呈现出不同趋势:在导入期前半段，劳动生产率往往表现出旧范式尾声的“惯性”，进入导入期后半段，劳动生产率增速通常较快，但是并不稳定；在泡沫破灭后的转折点和过渡期，劳动生产率增速显著下降；进入拓展期前半段，劳动生产率增速再次提升，通常增势较之导入期更为稳定；进入拓展期后半段，劳动生产率增速因技术革命接近尾声而趋于低速平缓。 第三，在劳动生产率增速较高的导入期后半段和拓展期前半段，不同产业的表现也存在较大差异:在导入期后半段，主导技术部门“一枝独秀”，其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高于其他部门；进入拓展期前半段，主导技术部门相对成熟，其他产业部门则广泛吸收主导技术并进行组织、制度创新，其劳动生产率增速将显著提升甚至会超过主导技术部门，进而带动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稳步提升。

综上所述，虽然佩雷斯的技术革命理论并不十分精确，但是确实可为理解长时段内技术进步如何驱动劳动生产率变化提供一个相对系统而又有说服力的框架。 基于此，我们可尝试大致解释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趋势:首先，与历史经验相似，受到１９７０ 年代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造成的经济动荡的影响，本轮数字技术革命的导入期与上一轮技术革命的拓展期很可能存在较长时段的重叠，因而１９７０年代至１９８０ 年代欧美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速仍表现出一定的“惯性”，并未明显提升；其次，１９９０ 年至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这一时期是本轮数字技术革命导入期的后半段，期间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提升，相比之下，在欧盟，由于数字技术的主导地位确立较晚，其劳动生产率增速直到２００５年后才开始明显提升；再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速始终难以提振，可初步认为，欧美发达国家的数字技术革命在遭遇转折点后进入了较长时段的过渡期，尚未开启拓展期。 结合图１ 可发现，近年来欧盟劳动生产率变化的整体趋势与上述判断大体一致。下一节将立足于行业层面剖析近年来欧盟数字技术进步及其应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进一步验证上述判断。

二、近年来欧盟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行业贡献分析

上一节给出了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欧盟劳动生产率的整体变化趋势。 受到佩雷斯技术革命理论中有关主导技术进步及其扩散规律的启发，本节尝试从产业层面入手，剖析近年来数字技术进步及应用对欧盟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在数字技术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研究方面，近年来欧洲学者范阿克(Ｂａｒｔ ｖａｎ Ａｒｋ)及其团队做了大量前沿性贡献，该团队２０１６ 年提出的基于ＩＣＴ的产业分类法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２０１８ 年进行相关分类的基础。 本文拟采用范阿克团队的产业分类法，并借鉴其计算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方法，考察不同产业部门对欧盟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旨在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给出欧盟推进数字战略的“初始条件”。

在２０１９ 年的最新研究中，范阿克团队依据ＩＣＴ投资份额、购买ＩＣＴ 产品与服务作为中间品的份额、每百名雇员平均配备机器人数量、雇员中ＩＣＴ 专家比例、在线销售营业额等指标，将欧共体生产活动统计分类(ＮＡＣＥ)中的所有产业部门分为三大类:数字生产(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ＤＰ)部门、数字密集使用(ｍｏｓ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ｕｓｉｎｇ，ＭＤＩＵ)部门和非数字密集使用(ｌｅａｓ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ｕｓｉｎｇ，ＬＤＩＵ)部门。 本节拟采用这一分类法(见表１)。

与上一节有关新、旧数字经济的划分相呼应，同时出于考察欧盟数字技术革命所处阶段的考虑，本节将以２００７ 年为分界点，对比分析新、旧数字经济阶段欧盟不同产业部门及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为尽可能剔除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周期性影响，拟刨除２００８ 年至２０１２年，以“２００２ 年至２００７ 年”代表旧数字经济阶段，以“２０１３ 年至２０１８ 年”代表新数字经济阶段。 此外，拟采用较广泛应用的Ｔｏｒｎｑｖｉｓｔ 方法分别计算上述三大类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之后按增加值权重加总得到欧盟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总增长率。 根据Ｔｏｒｎｑｖｉｓｔ 方法，某一类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ＰＲＯＤｄ为第ｄ 类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为尽量弱化就业人数波动和从业者个体劳动时间差异的影响，此处以从业者时均创造的增加值来衡量劳动生产率)，ＰＲＯＤｉ 为第ｉ 个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对以上两个变量取对数可得出变化率。􀭵ｗｉ 为第ｉ 个产业部门的增加值在第ｄ 类产业部门总增加值中所占比重(取两个时段比重的平均值)，计算公式为􀭵ｗｉ ＝ １/ ２(ＶＡｉ，ｔ / Σｉ ＶＡｉ，ｔ ＋ＶＡｉ，ｔ－１ / Σｉ ＶＡｉ，ｔ－１ )，其中ＶＡ 为增加值。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既有文献的总结，由于计算方式的差异，采用Ｔｏｒｎｑｖｉｓｔ方法(即行业细分法)计算得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使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分解法的计算结果相比通常会偏低，但是采用这一方法仍可呈现出较长时段内劳动生产率的总体变化趋势，更重要的是，可较好地对比不同行业对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相对贡献。 下文基于欧盟统计局(Ｅｕｒｏｓｔａｔ)数据分别计算欧盟和欧元区在两个时段的劳动生产率总增长率，并通过对比两个时段的计算结果分析其变化趋势。 由于英国、爱尔兰、匈牙利、马耳他、卢森堡、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等国部分数据缺失，此处欧盟指其他１９个成员国，欧元区指其他１１ 个成员国。 计算结果见图３。

观察图３ 可发现欧盟与欧元区的劳动生产率都呈现出三个显著趋势:第一，就整体经济而言，与“２００２ 年至２００７ 年”(以下称第一时段)相比，欧盟与欧元区在“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８ 年”(以下称第二时段)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下降，欧盟由０，７６％降至０，， ５５％，欧元区则由０，５６％降至０，３９％。第二，从产业门类上看，与第一时段相比，三大类产业部门在第二时段的劳动生产率增速都呈不同程度的下降，数字生产部门的下降幅度最大，非数字密集使用部门下降幅度次之，数字密集使用部门也有微弱下降。第三，从三大类产业部门对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上看，在第一时段，数字生产部门的贡献约占４０％，显著高于其他两个部门，在第二时段，数字生产部门的贡献降至约为１/３，与其他两个部门大致持平。

结合上述计算结果和上一节基于佩雷斯理论对技术革命不同发展阶段劳动生产率变化的总结，可大致得出有关当前欧盟数字技术革命发展阶段的基本认识:其一，欧盟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速在第二时段不升反降，表明“新数字经济”更多的是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数字技术集中涌现的粗略描述，其含义更侧重于“技术”而非“经济”，这些技术尚未全面渗透到整体经济，目前欧盟尚未开启数字技术革命的拓展期，仍处于泡沫破灭后的过渡期。 其二，在第二时段，数字生产部门(即主导技术部门)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开始让位于数字使用部门(即非主导技术部门)，这一方面可归因于欧盟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数字技术创新上相对落后，另一方面也表明欧盟已出现向数字技术革命拓展期发展的迹象。 其三，在第二时段，虽然两个非主导技术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都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但是数字密集使用部门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占比呈明显上升趋势，而非数字密集使用部门大体保持稳定，表明这两类部门在应用数字技术方面呈两极分化趋势，“数字鸿沟”在持续拉大。 ２０１９ 年布鲁盖尔研究所(Ｂｒｕｅｇｅｌ)的一份研究报告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即欧盟不同行业、地区、企业间的“数字鸿沟”正在拉大，若不积极应对，将导致经济竞争力持续分化。

综上所述，当前欧盟整体上仍处于数字技术革命的过渡期，要全面开启拓展期，促进劳动生产率全面提升，进而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结合数字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与自身实际情况，以适当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引导和推动数字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广泛应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战略肩负着为欧盟全面开启数字技术革命拓展期创造条件的历史使命。

三、欧盟数字战略的目标和主要内容

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２０ 年２ 月发布题为«塑造欧洲数字化未来»的数字战略，同时发布了《欧洲数据战略》和《人工智能白皮书》。 ２０２０ 年１２ 月１５ 日，欧盟委员会又公布了两项数字经济领域的立法草案，分别是《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这两项法案经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批准后将成为欧盟正式法律。 总体而言，上述战略和法案构成了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数字战略的一揽子方案，其中《塑造欧洲数字化未来》是欧盟数字战略的总体框架，而《欧洲数据战略》《人工智能白皮书》《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则分别是欧盟针对具体数字领域提出的发展战略或规制措施。 以下从这两个层面梳理归纳欧盟数字战略的目标和主要内容。

（一）欧盟数字战略的总体框架:目标与行动计划

在题为《塑造欧洲数字化未来》的数字战略文件中，欧盟强调，数字技术正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世界，由数字技术主导的产业革命正在并将继续产生重要的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影响。面对自身在数字领域竞争力相对落后的状况，欧盟明确提出要维护其“数字主权”，减少在数字技术上对他国的依赖，同时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向数字化转型。

就欧盟内部发展而言，“数字化转型”(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是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两大核心动议之一，也是欧盟落实另一核心动议———“绿色协议”(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的基础。欧盟要实现２０５０ 年碳中和的目标，必须进一步提升资源能源使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发展可再生能源，而这些都离不开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能电网等数字技术进步及应用的有力支撑。为此，欧盟数字战略立足于技术、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目标并制定了行动计划。

首先，要发展以人为本的数字技术。所谓“以人为本”有多重含义，既包括提高人作为消费者的福利，也包括保护人作为劳动者的权利和作为社会一分子的隐私与安全。基于此，欧盟提出一系列行动计划，主要包括:通过，人工智能白皮书，界定发展人工智能的立法框架；打造在人工智能、信息技术、超级计算、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区块链等领域的技术优势；更新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５Ｇ)和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６Ｇ)行动计划，加快对高速网络部署的投资；建立欧洲网络安全单一市场，建立使用者对数字技术的信任；在全部教育阶段融入“数字”内容；通过培训全面提升劳动者数字技能；促进欧盟成员国政府间数字化办公的标准化与公共部门数据流通。

其次，要发展公平的、竞争性的数字经济。这方面旨在通过立法和相关政策，引导欧盟数字经济朝着公平、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并提出以下行动计划；通过“欧洲数据战略”确立欧盟范围内数据治理的立法框架；重新评估欧盟竞争政策在数字时代的适应性，出台，数字市场法案，对数字企业的市场行为进行事前规制；出台，数字服务法案，”加强对数字服务内容的监管；将提出产业战略，促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朝数字化转型；完善立法框架，保证数字金融的安全与活力，支持泛欧数字支付服务与解决方案，朝建立欧洲统一数字支付系统努力；探索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统一的税收改革，通过立法引导消费者在数字化转型中扮演积极角色。

最后，要通过数字化塑造开放、民主和可持续的社会。为此，欧盟提出以下行动计划；更新与完善旨在深化欧洲数字市场的规则，加强对欧盟范围内在线平台的内容监管；促进媒体的数字化转型；通过“欧洲民主行动计划”提高欧盟民主体系的韧性，应对外部势力对欧洲选举的干涉；建立对整个地球环境的数字化模拟，提高环境保护与自然危机管理的精准性；通过立法提高电子产品的循环使用率；建立欧盟范围内的公民健康数据记录并确保相关数据安全流通，以加快与健康相关的研究、诊断和治疗。就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而言，欧盟提出要成为全球数字领域的重要行为体，特别是要在规则制定方面成为全球领导者。 为此，它制定了一系列行动计划:于２０２１年发布一项全球数字合作战略，旨在为全球向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套带有明确欧洲价值观色彩的“欧洲方式”(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支持非洲国家建立数据经济；在七国集团(Ｇ７)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多边框架下，基于“欧洲方式”与其他伙伴协商，形成数字技术及其应用的国际标准与规则。

（二）针对具体领域的发展战略或规制措施

在《欧洲数据战略》中，欧盟委员会提出要建立最具吸引力、最安全、最具活力的欧洲数据单一市场，使欧盟范围内的企业和民众能够充分利用数据改善决策，促进产品、服务和流程创新，并规划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投资项目。 该战略提出以下努力方向:建立数据获取和访问的跨部门治理框架；加大数据领域投资，增强欧洲在数据托管、处理、使用和兼容等方面的能力和基础设施；维护个人权利，提升民众使用数据的技能，加大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的投资；欧盟委员会将在战略经济部门和公共利益领域促进开发欧洲共同数据空间。

在《人工智能白皮书》中，欧盟提出了发展人工智能的两个目标:一是构建“卓越生态系统”(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促进人工智能的创新与应用；二是构建“信任生态系统”(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ｔｒｕｓｔ)，确立和完善人工智能监管框架。就第一个目标而言，除继续落实欧盟２０１８ 年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外，还提出要建设欧盟人工智能研究与创新的“灯塔中心”，以协调和整合欧盟内研发创新活动，并将之培育成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另外，欧盟还强调，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而技能短板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就第二个目标而言，欧盟强调坚守欧洲价值观，高度重视防范风险，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具体而言，欧盟提要将逐步完善有关人工智能的立法框架，重点应对以下挑战:重新界定人工智能时代的“安全”概念、重新评估人脸识别技术及其应用的综合风险、管控军工与核能等少数特殊数据集、确定适合发展人工智能的中低风险领域等。此外，欧盟确立的上述两个目标都强调要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虽然《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尚未正式立法，但是体现了欧盟通过立法规制不正当竞争和监管数字平台内容的明确意图。《数字市场法案》草案主要关注大型数字平台之间的不正当、不公平竞争，规定监管机构有权阻止企业妨碍市场公平的行为并予以处罚。该草案将拥有４５００万活跃用户的平台定义为数字“看门人”(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认为其已掌握制定数据行业规则甚至控制整个平台生态系统的权力。新法规定，这类平台企业若不遵守法规将面临业务拆分和巨额罚款等处罚措施。《数字服务法案》草案主要关注数字平台的内容，禁止通过网络平台散布种族主义、恐怖主义和儿童色情等非法信息，同时禁止通过网络平台销售非法产品和服务。

综上所述，欧盟数字战略提出的“数字主权”具有“技术自主”和“规则主导”双重含义，一方面强调要促进关键数字技术的突破与应用，另一方面则将安全、信任、公平、可持续等价值观因素置于核心地位，强调不断完善相关规则以确保上述价值观得到尊重，最终目标则是推动经济社会相对快速而又平稳地向数字化转型。预计欧盟未来还会针对某些特定数字领域出台发展战略或规制措施，但是推动向数字化转型的大方向应不会变， 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专门对“数字化”(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和“数字化转型”的区别做过阐述，。所谓“数字化”，是指通过采用数字技术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商业模式和组织结构变革，进而创造新价值。“数字化转型”指的是利用数字技术和由此产生的数据来连接组织、人员、实物资产和生产流程，进而创造出长期价值，全面提升劳动生产率，其关键在于基于数据处理的新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广泛扩散。与“数字化”相比，“数字化转型”的过程要复杂得多，其实质是数字技术(也即数字技术革命的主导技术)在整个经济社会的广泛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而这恰与佩雷斯论述的技术革命拓展期的特征高度吻合。

四、欧盟落实数字战略进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前景分析

前文的分析表明，欧盟整体上仍处于数字技术革命的过渡期，当前的任务是为全面开启拓展期创造条件。 佩雷斯特别强调政府在推动一国或地区技术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她提出，一国或地区顺应技术革命潮流做出相应变革的意愿和能力是有差别的，相应地，其把握技术革命机遇的前景也会大相径庭。就欧盟而言，新一届领导层提出了“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协议”两大核心动议，与佩雷斯建议欧美国家应有意识地选择由ＩＣＴ驱动的“绿色增长”作为这一轮技术革命拓展期的发展方向在思路上是一致的，其背后的理论逻辑亦有诸多相通之处。 可以说，数字战略体现了欧盟开启数字技术革命拓展期的明确意愿。 那么，欧盟开启数字技术革命拓展期的能力如何? 换言之，欧盟有望顺利推进数字战略，进而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拉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和竞争力提升吗? 本节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佩雷斯并未对一国或地区开启技术革命拓展期的能力做过专门总结，但是曾在多个著述中述及。 按照另一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弗里曼在给佩雷斯«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所作序中的总结，“技术－经济范式转型”的最终实现不仅要求新技术———尤其是主导技术的进步和企业层面的管理与组织模式变革，还要求整个社会与政治规制体系进行调整。 特别是在教育与培训方面，让劳动者适应新技术和新组织模式非常关键。此外，知识产权体系的升级和安全规制也相当重要，甚至在国际贸易与竞争规制方面都需要做出改变。下文参考上述条件，结合数字技术的特征、欧盟数字战略的内容和面临的客观约束，从四个方面来考察该战略的落实前景。 篇幅所限，此处重点讨论欧盟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第一，从主导技术上看，欧盟要在中短期内取得一系列突破难度很大。 本文开篇述及，欧盟的数字技术发展在发达经济体中总体上处于劣势。 除芬兰的诺基亚和瑞典的爱立信外，当前欧盟拥有突出创新能力的大型数字企业寥寥无几，至今无一家市值达千亿美元的互联网企业。 与此密切相关，无论在２００７ 年之前的“旧数字经济”阶段，还是２００７年之后的“新数字经济”阶段，欧盟数字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速都明显低于美国。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制造业内部结构演变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中等和中－高技术部门的优势不断得到强化，而依托信息技术的新兴部门却难以扩张，这也使得数字技术创新缺乏人才和投资等关键要素的支撑。以德国为例，２０１８ 年德国在机械元件、微结构和纳米技术、机床等工程领域拥有的专利数接近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但是在计算机技术、数字通信、电信、人工智能、光学和半导体领域的专利数占全球比重却不足４％。基于此，欧盟一方面强调自身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开始在关键技术上发力。 例如，２０２０ 年１２ 月，欧盟１７ 个成员国发表“欧洲处理器和半导体科技计划联合声明”，宣布未来三年内将投入１４５０亿欧元用于联合投资和研发先进处理器及其他半导体技术。然而，鉴于在诸多前沿技术上与美国差距较大、风险资本市场欠发达、数字技术人才相对欠缺等现实约束，欧盟欲在中短期内打破“路径依赖”，实现关键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并非易事。

第二，欧盟数字市场高度割裂的状况不易改善，限制了内部数字企业发展壮大的空间。 用户规模扩大形成的网络效应(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在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以互联网兴起为主要内容的“旧数字经济”阶段，网络效应指随着互联网用户增加，所有用户都可以从网络规模扩大带来的边际成本下降和便利性提高中获得更大价值。 在由数据驱动的“新数字经济”阶段，网络效应被赋予新内涵，既包括网络用户增加带来的规模效应，还包括技术和网络本身基于用户数据增加而不断优化升级其功能，进而使用户获得更大价值，这在各类数字应用平台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可以说，近年来美国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并涌现出一批数字巨头企业，与两国都拥有用户规模相当大的内部市场密不可分，而缺乏必要的内部市场规模也是欧盟数字企业无法在发展初期享受网络效应红利进而难以成长壮大的重要原因。 具体而言，成员国间的语言差异、数字领域的法律与规制差异、跨境经营限制、数据标准远未统一等因素的存在，导致欧盟数字市场至今仍严重割裂。 欧盟曾于２０１５年发布“数字单一市场战略”，然而，除２０１７ 年取消境内手机漫游费、２０１８年起实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个别领域取得突破之外，整体落实进展较为缓慢。 特别是，在推动跨境电子商务、打破在线服务平台的地域限制、在电子医疗、交通规划领域建立统一标准和数据互通功能等方面阻力较大。

第三，欧盟数字人才严重不足的状况在中短期内难以改善，“数字鸿沟”也不易跨越。 无论从高等教育机构的专业设置还是劳动力结构上看，欧盟国家的人才优势主要体现在基础科学和工程领域，自动化、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人才严重短缺。 根据ＯＥＣＤ的数据，２０１９ 年，美国就业人口中ＩＣＴ 专家比例为５，２％，欧盟２７国仅为３，９％。 虽然芬兰等个别国家的该比例高于美国，但是德国和法国分别为４％和３，６％，均明显偏低。２０１７ 年，欧盟２７ 国仅在大数据及分析领域就有约４９，６ 万个职位空缺。除专业化人才短缺外，欧盟人口的整体数字素养和技能水平也相对较低且提升缓慢。 根据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的数据，２０１２ 年至２０１８ 年，欧盟２７国人口中掌握基本数字技能的比例仅由５５％微弱提升至接近５７％。 特别是，老年群体的数字参与率始终偏低。 ２０１８ 年，欧盟５５ 岁至７４ 岁人口中从未使用过互联网的比例为４８％，仅比２０１３年下降了３％。 从企业层面看，２０１８年，欧盟２７ 国企业中曾向雇员提供ＩＣＴ 技能培训的比例仅为２３％，其中小企业(雇员人数为１０ 至４９ 人)的比例仅为１９％，而同期美国的这两个比例均超过３０％。 相关调查表明，小型制造业企业和企业年龄偏老的小型服务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上最具“惰性”，而欧盟企业的平均规模相对偏小，因此企业间的“数字鸿沟”更大，向数字化转型处于相对劣势。欧盟数字战略提出到２０２５ 年至少培养出５００ 万名信息技术专家，由２０１８年的５７０ 万人提升至１０９０ 万人，将拥有基本数字技能的人口比重由５７％提升至６５％，但是考虑到教育体系调整并非一朝一夕可实现，而产业结构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刚性，要实现上述目标难度很大。

第四，欧盟在制定数字规则与标准上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但是要实现其战略目标也面临着内外部双重挑战。 在内部，鉴于成员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利益诉求上的差异，要建立泛欧数字支付服务和解决方案、征收统一数字税、建立电子医疗和交通规划的统一标准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例如，在征收数字税方面，欧盟委员会２０１８ 年曾提出对欧盟范围内所有数字企业征收３％的收入税，但是遭到爱尔兰、卢森堡强烈反对，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已凭借低税率吸引了诸多硅谷巨头落户，之后德国和法国又提出只针对数字广告收入征税，仍未获得成员国普遍认同， 在欧盟难以就统一数字税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已开始推进各自的数字税，当前欧盟委员会正筹划改革欧盟的公司税制，有意根据企业客户和用户所在地而非总部所在地征税，但是鉴于成员国间的利益分歧以及多个成员国已开始或即将征收数字税，欧盟要征收统一数字税从而保证数字单一市场有序运转难度不小。在外部，欧盟要成为数字标准与规则的全球领导者，一方面要强化对境内数据的控制与治理，包括部署欧洲本土设计的云方案等，另一方面必须争取到美国和中国等数字经济大国的支持与合作，困难不容小觑。需要看到的是，即便未来欧盟能在数字规则与标准制定方面较好地实现其目标，但是如若前述三个障碍难以逾越，仅依靠监管也不足以保证其在数字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毕竟“裁判不能赢得比赛”。

综上所述，虽然欧盟数字战略设定了一系列目标，也有针对性地制定了诸多行动计划，但是从技术突破、市场扩大与深化、劳动力技能转型以及标准规则制定等多方面看，欧盟要切实推进该战略，借此全面开启数字技术革命的拓展期，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向数字化转型，还需克服诸多困难。特别是，如何突破既有约束，打破产业结构演变的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推动劳动生产率全面大幅提升，使得经济增长由少数部门拉动转向由大多数部门拉动，是欧盟在落实数字战略过程中须着力应对的难题。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基于著名演化经济学家佩雷斯有关技术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提炼出了一个分析数字技术进步驱动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理论框架，进而考察了欧盟数字战略及其落实前景，主要发现可归纳如下。

第一，对于数字经济时代欧美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悖论”，本文基于佩雷斯的技术革命理论给出了一个相对系统而又有说服力的解释，根据这一解释，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标志着欧美发达经济体已走完数字技术革命的导入期，当前正处在转折点之后的过渡期，尚未开启数字技术革命的拓展期， 各国或地区的发展惯性和政策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拓展期的方向与表现。

第二，从行业层面剖析近年来欧盟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欧盟尚未开启数字技术革命拓展期的判断。 对于欧盟而言，迄今为止“新数字经济”的含义更侧重于“技术”而非“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数字技术尚未全面渗透到整体经济。不同行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趋势表明，欧盟在数字技术发展上相对落后，产业之间的“数字鸿沟”呈持续扩大之势，但是已出现向数字技术革命拓展期发展的迹象。

第三，欧盟数字战略提出的“数字主权”具有“技术自主”和“规则主导”双重含义，既要促进数字技术的突破，又要完善规则与标准以确保欧洲价值观得到尊重，最终目标则是推动经济社会相对快速而又平稳地向数字化转型。 总体而言，欧盟推动“数字化转型”的目标与佩雷斯论述的技术革命拓展期的特征高度吻合。

第四，数字战略体现了欧盟开启数字技术革命拓展期的明确意愿，但是其落实数字战略的能力却存在技术突破、市场规模、劳动力技能转型以及标准规则制定等多方面不易补齐的“短板”。 欧盟要借助数字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向数字化转型，打破产业结构演变的“路径依赖”，进而全面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还需逾越诸多障碍，前景并不乐观。

总之，数字战略是欧盟为回应新产业革命和自身面临的经济增长与竞争力挑战而出台的重要发展战略。 就更长时段而言，该战略肩负着助力欧盟开启数字技术革命拓展期的历史使命，对于欧盟经济增长与竞争力的前景至关重要，其落实进展值得跟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