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新冠疫情对中东欧国家汽车行业的影响

新冠疫情使欧洲的汽车行业受到沉重打击。由于汽车行业高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因此疫情可能导致供应链中断，进而对汽车行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新冠疫情对汽车行业的冲击

疫情对中东欧国家汽车行业的影响尤为明显。在2020年前两个季度，汽车销量下降了近32%。2020年，中东欧国家的汽车生产实际上平均停顿了28天。仅在9月份,由于工厂关闭和生产能力的持续下降，汽车生产同比下降17%（斯洛伐克）或25%（波兰）。汽车需求对经济状况高度敏感，预计中期将有大量工作岗位流失。家庭购买力的损失和高度的不确定性将打压对耐用品（如汽车）的需求。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统计数据表明，2020年欧盟汽车销售分别下降了20-25%。经合组织预测，在没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欧洲制造的汽车需求在2021年将比2019年水平低8%。

目前，中东欧汽车行业的前景受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其一，取决于外国需求的发展。中东欧国家汽车制造业大约65%的产品面向出口，汽车制造及相关产业79%的就业依赖外部需求。虽然对德国的依赖（中东欧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有所下降,但仍然很高。对非欧盟国家（如美国和中国）的出口有所增加、但欧洲和德国仍然分别占中东欧国家汽车及其零配件出口的67%和30%。

对汽车需求的预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首先，经济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抗击新冠疫情而实施的政策和支持经济复苏的措施及其效果。其次，疫情可能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和偏好。日益兴起的远程办公减少了人们对汽车的需求。同时，人们可能从购买汽车转向租车或共享汽车。

目前，中东欧的汽车生产商面临电动汽车需求日益增长的挑战。2021年初以来, 在政府政策支持下，人们对电动汽车的需求激增。2020年上半年，欧洲的新车销售下降了38%,但同期电动汽车销售增长超过20%,市场份额几乎达到20%。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电动汽车的销量也有所增长，但电动汽车在中东欧国家（斯洛伐克和罗尼亚例外）的汽车出口中所占份额仍然相对较小。

人们的需求持续向电动汽车转移，可能会导致当前汽车生产与汽车消费需求不匹配，从而减缓中东欧地区汽车销售的复苏。由于电动汽车包含更少和更简单的部件，电动汽车的快速渗透可能导致传统汽车企业员工失业和更传统细分市场活动的下降。电力传动系统的技术变革尤其对供应商行业的中小型公司构成挑战。中东欧国家的二、三线供应商可以从日益增多的电动汽车需求中获利，因为它们能够适应汽车制造商的需求，并在零部件的生产中获得市场份额。

汽车需求下降可能对中东欧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在部分中东欧国家，汽车工业产值占GDP的4%左右，占货物出口的18%，占商业研发的14%，就业人数近100万人(2017年占中东欧国家就业总人数的2.4%)。这种情况在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表现尤为突出。如果我们将汽车工业与其他经济部门投入产出关系一并考虑,中东欧地区汽车行业的总附加值约为7%。2015年，中东欧国内汽车产业的增加值以及国内企业服务于国内外汽车制造商的增加值，占中东欧国家三大汽车制造商GDP的比重超过10%。

全球金融危机后，汽车行业一直是许多欧洲国家重要的增长动力，其附加值的增长速度一直快于GDP。汽车行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直接贡献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尤为突出，部分地反映出该部门规模较大，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是如。汽车行业的就业率也相对较高，带动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的就业份额都在上升。

汽车需求的下降将对整体经济活动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部分原因是对其他经济领域的溢出效应。对国内产量和增值乘数的估计表明，中东欧国家汽车需求下降每下降1000万欧元，将使产量平均减少1600万欧元，附加值平均减少400万欧元。这低于国内附加值较高的德国。实际上，中东欧国家汽车生产的国内附加值相对较低。2015年，中东欧地区的增加值平均占总产出的比例不到20%，而在德国的这一比例为33%。这反映了价值链中附加值相对较低的部分的专业化。换句话说，中东欧汽车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价值链的下游活动，即进口中间产品的组装。国内汽车行业供应商也倾向于提供简单的标准化零部件，附加值相对较低。

新冠肺炎大流行给供应链带来新的风险

中东欧汽车产业与全球价值链深度融合。汽车生产所需部件进口率高，国内供应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有限。生产高度分散化意味着上游活动和地理区域的多个点可能产生冲击，并可能产生协调不畅的问题。供应链中隐含的投入产出联系最多并放大了各国之间的冲击。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帮助企业和国家更快地恢复，并允许大幅提高效率。因疫情封城后，生产的重启交错进行。不同的封锁时间表使重新启动生产变得复杂，并阻碍了一些即时生产线的运作。各国在安全和健康标准上的差异也使工厂无法满负荷工作，造成了生产瓶颈。展望未来，低迷的汽车需求将增加供应链的破产风险，尤其是对那些更容易受到负面冲击的中小供应商。分包商普遍破产可能会扰乱生产过程。

当前整个行业的冲击意味着生产中断可能发生在所有生产水平上。通过更好的企业层面的风险管理策略，可以实现更有弹性的生产网络，但汽车生产的特点使得提高全球价值链弹性的战略具有挑战性。供应链的高度专业化和对库存最小化的关注是脆弱性的来源，因为对关键分包商的冲击不能通过减少库存或更换供应商来吸收。中东欧汽车行业的供应链以精益制造技术为基础，注重封闭式网络方法和产品开发的紧密集成和制作。汽车制造商建立了独立的供应链。这妨碍了行业一级标准的制定，妨碍了确定替代分包商的现成市场的出现。因此，有行业标准的产品相对较少，比如电池和轮胎。此外，领先的公司更青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一线分包商，以便在各大洲为其生产提供服务，这进一步减少了新分包商的进入机会。

转换分包商是一个复杂而耗时的过程，搜索摩擦程度高。这些问题来自于识别和验证问题，这需要替代供应商的大量测试和建档。此外，许多分包商高度专业化，反映了供应链上关系特定投资的重要性。多样化将导致生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受损。转换分包商也很复杂，因为想要这样做的公司，将与其他有类似目标的公司展开激烈竞争，以与数量有限的专业分包商建立联系。

新冠疫情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发生深刻的结构变革。它可能会加速过去十年已出现的全球价值链的缩短进程。2011年以来，全球价值链在汽车行业的扩张停止，全球范围内，跨境生产的碎片化和价值链的长度已经下降。在中东欧汽车行业，全球价值链的减少和缩短可能意味着更多地使用当地和欧洲的分包商。然而，这只有在更短的链至少与现有安排一样具有成本效益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新冠疫情危机加剧了欧洲汽车行业业已存在的挑战，并可能限制对该行业必要的投资。由于贸易紧张和产能过剩问题，该行业的增长已经放缓。因欧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相关监管改革和行业数字转换需要所致，向替代动力系统转型需要重要的投资和重组。然而，新冠疫情可能增加投资压力、生产的自动化和数字化，以及开发新的销售渠道，所有这些都可能影响供应链。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投资可能大幅下降，企业债务持续上升，这可能阻碍投资复苏。假设在2020年的限制期，对需求的最初冲击在45%到60%之间，并在2021年春天逐步复苏，那么，大约7%车企将陷入困境，投资比率将下降2.7左右。

这场危机会降低汽车制造商的盈利能力和财务资源，从而引发生产能力和投资向低成本国家的转移。德国已宣布进行大规模重组，特别是汽车制造商的供应商。这可能有利于仍具有较大比较优势的中东欧国家。与此同时，由于限制汽车制造商的投资能力并可能导致像知识密集型活动(如研发)向核心地区转移，可能会破坏该地区汽车生产的潜在升级。中东欧地区能否从供应链转型中受益，目前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各国吸引投资和适应创新的相对能力肯定会对未来汽车生产和供应商的选址发挥重要作用。这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熟练劳动力和培训服务的可获得性、基础设施的质量以及应对危机的政策行动。

小 结

面对车企的困境，中东欧国家的政府可以采取若干措施来车企抵御未来危机的能力。首先，政府可以支持企业努力提高供应链的韧性。消除贸易壁垒并确保国际运输和海关的顺利运作将促进交流并限制额外的交货延误。第二，政府可以帮助维持生产线和供应链。2020年春季，中东欧地区广泛采用企业和劳动力市场支持措施，抵御了封锁措施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如果危机持续下去，就需要考虑采取其他措施。特别是，对缺乏流动性的分包商的额外支持可以限制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并有助于保留陷入困境但仍能生存的企业的生产能力。最后，政策可以提高中东欧经济体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能力，并从正在进行的汽车行业结构转型中获益。

邱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研究所所长、教授)；郭盼盼(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

瑞典拒绝华为5G设备，损人不利己

2021年1月19日，瑞典电信监管局（PTS）无视华为合法权益，将华为和中兴设备都排除在外，进行5G频谱的拍卖。实际上早在2020年10月20日，瑞典邮电局就曾以“网络安全”为由宣布不允许参与拍卖的四家电信运营商新网络中安装华为和中兴的电信设备，如果现有网络中含有华为或中兴的5G设备，要在2025年1月1日前拆除。对此，华为在2020年11月5日就拍卖附加条件向瑞典斯德哥尔摩行政法院提出诉讼。面对华为的诉讼，法院于11月9日颁发临时禁止令，叫停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在5G频谱拍卖中限制华为的附加条款。颁布禁令之后，并没有使瑞典邮政和电信管理局停止拍卖，且于11月16日针对临时禁止令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一、华为5G技术全球领先，与华为合作对瑞典有利

国际电信联盟（ITU）定义了5G八大关键性能指标，其中高速率、低时延、大连接成为5G最突出的特征，用户体验速率达1Gbps，时延低至1ms，用户连接能力达100万连接/平方公里。2019年3月15日，5G折叠屏手机华为Mate X获得了由全球知名第三方检测、检验、认证机构——德国莱茵TUV颁布的全球首张5G手机CE证书，成为全球首款获得欧盟公告机构认可的5G手机。

移动通讯技术已经经历了1G、2G、3G、4G四代的发展，每次技术变革都会促进社会进步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讯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改变人们的沟通交流和消费模式，尤其是在4G网络下催生了互联网经济。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急需更高速率、更广链接、更低时延的新技术来满足新服务、新业务的需要。

华为作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讯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专注于ICT行业，曾获得“2019中国品牌签过盛典年度荣耀品牌”。华为投入5G技术已经十余年，在5G方面至少比同行领先13个月，据2019年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表示，华为已累计获得超过2570件基本专利授权，签订30多个5G商用合同，在世界各地建设40000多个5G基站，成为全球最大5G设备厂商之一。据有关媒体报道，华为已经跟分布在南非、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达成合作。在2006年至2021年4月期间，共计有41个亚非拉国家与华为签署了合作协议。即使华为签署的5G商用合同订单数不及爱立信和诺基亚，但是华为5G技术领先发展，在受到国外各种势力打压的逆境中有此战绩，值得消费者和市场相信，未来华为的5G技术将会更加渗透到全球的各个角落。

 华为从2000年开始参与了瑞典的2G到4G的网络建设，在这20年期间，华为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重大网络安全事故。多家瑞典电信公司曾表示其4G和5G网络建设都与华为有合作，如果不使用华为设备，将可能带来巨大的额外成本，并造成5G部署大幅延迟。英国智库牛津经济研究院一份经济研究报告指出，禁用华为设备和技术将使得瑞典多支付33亿至350亿瑞典克朗（约合26亿至270亿元人民币）的额外成本。瑞典的这种禁止华为5G的做法表面上是在宣扬在维护国家信息安全，但实际上是在迎合西方国家抵制中国的行为。这种行为最后只能是两败俱伤，损人不利己。  

二、中瑞经济互补性较强，双方贸易前景广阔

瑞典是第一个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于1950年1月14日承认新中国的成立，并于1950年5月9日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中瑞关系良好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大领域的合作都有良好成绩。瑞典是最早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组建合资企业和研发中心的国家。中国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有着明显的优势，这对地广人稀的瑞典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贸易商机；而瑞典在一些能源、机械制造方面有较强的技术能力，这些在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中都是要优先发展的产业。

中瑞双方产业特点存在明显的互补性，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中瑞双方良好的贸易往来更是有理有据。根据《瑞典日报》的统计，2020年，中国市场的16家瑞典大型企业，在华获利超3200亿克朗（月373亿美元）。瑞典官方统计显示，中国是瑞典第8大出口市场和第5大进口来源地，是瑞典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据欧盟统计局统计，2013到2019年，中瑞双边贸易额整体上呈波动增长。2018年，中瑞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67.4亿美元，同时，中瑞贸易额占瑞典贸易总额的比重也上升到4.98%；2019年，中瑞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170.8亿美元，增加了1.5%。此外，据瑞典官方报道，截止2018年年底，瑞典在华投资项目共1537个，实际投资额累计50.1亿美元，位列北欧国家之首；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止2018年年末，中国对瑞典直接投资存量68.97亿美元。近年来，中瑞双方摩擦不断，但贸易依旧在稳步进行。整体来看，双方贸易前景依旧开阔，其中，从我国经济现状来看，高技术领域将是中瑞双方未来合作的重点。

三、瑞典得益于数字经济的推动，不应该过河拆桥、自毁长城

数字经济通过不断升级的网络基础设施与智能机等信息工具，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人类处理大数据的数量、质量和速度的能力不断增强，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提高产品、企业、产业附加值，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

新冠疫情使全球经济受到重创，各国经济衰退之际，数字经济的逆势增长显得格外突出。根据新思界发布的《2021-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市场可行性研究报告》,2019年全球数字贸易市场规模为15万亿元,中国和美国在数字贸易领域处在领先地位。中国信通院在2020年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年）》显示：数字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报告显示，2019年，34个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规模达到24.5万亿美元，占47个经济体数字经济总量的76.9%，10个中高收入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6.6亿万美元，占47个经济体数字经济总量的20.8%。整体来看，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2019年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23.5万亿美元，占比达73.9%。同时，报告还指出，全球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由2018年的40.3%增长到2019年的41.5%。

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欧洲商务协会统计，北欧15岁以上人口中，70%人参与网络购物，人均年消费超过2000欧元；同时，据瑞典电子商务市场发展研究报告指出，2016年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的92%，网购用户占总人口的72%，瑞典网络渗透率高于北欧。2019年电子商务基金会报告显示，瑞典的电商交易额于2019年年底达到168.6亿欧元，同比2018年149.5亿欧元增长了12.8%。2020年上半年，丹麦银行称因为疫情的原因，多数消费者转向线上消费，居民网购比例同比增长了10%，从而使丹麦银行在瑞典的提款额度下降了30%。种种数据表明，瑞典的电商经济在拉动GDP增长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为了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完善先进的技术支撑必不可少。瑞典应该加速完善本国内的5G基础设施建设，拒绝华为参与5G频谱的拍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错误决定。抛开中瑞双方长期的贸易合作关系不谈，此时放弃华为的投资建设，不仅会使本国一些已有产业受到损失，也会使自己未来的数字经济发展损失一个很好的贸易伙伴。

张君荣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生):

《战略指南针》：将定义欧盟安全与防务身份

《战略指南针》（Strategic Compass）是德国在2020年下半年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国期间讨论最多的有关欧盟安全与防务的举措之一，并将在2022年实施。

提出与进展

欧盟认为，欧盟正面临着新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和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保护欧盟公民，增强欧盟战略自主权，欧盟需要成为一支更加强大的全球性力量。为此，欧盟需要定义其作为安全与防务行为体的新身份，《战略指南针》应运而生。其目标有三：（1）制定欧盟的第一个《共同威胁分析》文件；（2）就欧盟加强安全与防务行为体身份达成清晰、可行的共识和战略目标；（3）为欧盟未来的军事规划进程提供政治指导。

欧盟官方发布的一份路线图显示，《战略指南针》已于2020年7月在欧盟委员会进行讨论；2020年11月，欧盟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份《威胁分析》报告。目前，欧盟正在与成员国展开战略对话，对话将在2021年6月结束。2022年3月，欧盟将正式采用《战略指南针》。

由于仍在讨论阶段，已出台的《威胁分析》报告属于机密文件。据欧盟透露，这份《威胁分析》首次对事关欧洲的关键威胁和挑战进行了全面分析，确定了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威胁、周边冲突、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构成的挑战与威胁。具体而言，《威胁分析》涉及三个层面。一是全球威胁，包括全球化放缓、全球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气候变化和资源竞争、移民压力以及对多边体系的威胁。二是区域威胁，包括区域不稳定、冲突、国家脆弱性、国家间紧张局势、外部影响、非国家行为体的不稳定因素。三是对欧盟的具体威胁，包括破坏性技术、虚假情报等非军事手段构成的混合威胁，以及恐怖主义威胁。

目标

近日，欧盟对外行动署官员A. Molenaar在荷兰智库“国际事务研究所”（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发布研究报告《解锁欧洲防务——寻找延迟已久的范式转变》，就欧盟《战略指南针》做出分析与展望。

欧盟真正成为一支全球力量，是一个长期过程。Molenaar指出了这个过程的终点，即作为全球性力量的欧盟应该能够更加自主地促进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在海外彰显和平与安全、在欧盟内部有效保护欧盟公民。而要达成这三个目标，欧盟成员国需要首先克服两种思想阻力：一是国家主义，二是大西洋主义及其附属的欧洲主义。

诚然，2022年初将推出的《战略指南针》将大力推动欧盟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安全提供者和战略参与者。但是，国家导向的和跨大西洋反应能力的国防政策和计划仍在发挥作用。这导致成员国之间缺乏政治共识，对关键的战略问题定义不清，欧洲防务未来也没有清晰愿景。正因如此，欧洲理事会没有像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已经宣布的那样，同意最终使用“欧洲防务联盟”一词。目前，官方协定的加强欧盟“战略自主权”的政治目标是语义暧昧的有意设计。

Molenaar认为，《战略指南针》有助于实施欧盟的具体战略自治，与北约共同发展、加强协调，同时抓住机会与拜登政府达成一项新的跨大西洋协议。在这方面，欧盟应成为一个更积极的海外安全提供者，加强其在欧洲本土的韧性和防御能力，加强应对不同态势的能力，并通过与伙伴更深层次的合作来发展新的能力。

Molenaar本人在有欧盟“外交部”之称的欧盟对外行动署直接负责安全与防务事务，曾直接参与制定包括一系列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因此，他的分析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从中可以对《战略指南针》内容做出大致展望。

展望1.将制定一个欧盟防务愿景。

欧盟作为军事力量的打击能力不足，部分原因是其国防部门过于分散。几十年来，80%的国防投资用于成员国内部，这导致了欧洲大量不同的武器系统，质量也参差不齐。研究发现，由于缺乏规模效应，每年欧盟成员国防务费用实际浪费数十亿美元。此外，缺乏有效协调也使得部队不仅分散而且不连贯，欧盟很难部署更大规模或要求更高的军事作战行动。欧盟《国防协调年度审查》（CARD）最近发布了第一份完整报告，点名批评了PESCO有关参与国，这些国家的国防计划同欧盟商定的优先事项相悖。

《战略指南针》是欧盟进一步就安全与防务政策达成共识与愿景的战略蓝图。它将发展关键问题的共同战略观点，同时解决阻碍性因素，为欧盟安全与防务倡议提供新动力。《战略指南针》本质上应该在2016年《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全球战略》(EUGS)以及2016年12月“雄心水平”（the Level of Ambition）基础上继续发展。“雄心水平”曾提出三个战略优先事项：有效应对冲突和危机、合作伙伴的能力建设以及保护欧盟及其公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盟发起了一系列安全和防御倡议：

·启动了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加强防务合作框架，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

·创建了第一个与国防有关的委员会方案，欧洲国防基金(EDF)和军事机动性资金保障范围；

·建立了一个反馈机制来联通欧盟和成员国的防务计划，即国防协调年度审查(CARD)；

·建立了第一个永久军事指挥中心，即军事规划和指挥能力(MPCC)；

·启动了建立一项新的全方位工具，包括首次可能为其伙伴提供军事支持的的欧洲和平设施(EPF)；

·同意在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下达成一项“民事协定”；

·此外，欧盟—北约合作一直是欧盟安全与防务进展不可分割的支柱和关键的政治引擎。在2016年夏天和2018年夏天，欧盟—北约两个《联合声明》中，签署了10个合作领域、74个共同行动。

《战略指南针》将对不同的安全与防务倡议保持一致的战略方针，并根据不断演变的威胁和挑战更新、加强政策。

展望2.将进一步定义欧盟战略自主权

欧盟战略自主权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从跨大西洋角度考察之尤甚。它在被一些人解释为“在政治上与北约保持距离的信号”。不过，欧盟强调，它不应被理解为与跨大西洋伙伴的脱钩（disengagement）。

欧盟战略自主权强调“能够在必要时自主运作”，同时要求能够尽可能与国际和区域合作伙伴合作行动。欧盟成员国各自拥有“单一军事力量”，可以在国家间或多边框架中使用。因此，成员国通过使用欧盟工具来发展能力，也将有助于加强联合国和北约的能力。

简而言之，抛开在贸易、数字领域的单独使用，当涉及到安全与防务时，战略自主权本质上意味着：欧盟需要加强其在必要时自主行动和保护自己的能力。战略自主权为评估和增强欧盟自主能力提供了一面镜子。这可以在与北约、联合国和其他合作伙伴一起相互加强。与合作伙伴积极合作，应对欧盟面临的艰巨的威胁和挑战，符合欧盟利益。《战略指南针》应该在这方面建立一个明确的政策，包括何时独立行动，何时合作、与谁合作等。

为了降低该词的敏感性，《战略指南针》还应在《威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欧盟安全与防务需求，从而实现战略自治权，进而达成其政治目标。具体而言，一是要审查CSDP向海外投射安全能力的民事、军事野心，二是要评估欧洲本土防御能力所亟待克服的战略弱点。

展望3.将发展“基于场景的方法”

欧盟并不是对所有的危机都会单独干预或考虑使用军事力量，但《战略指南针》可以考虑将欧盟的重要外交政策利益（安全、繁荣、民主和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和地缘焦点(在欧洲、周边地区以及更远的地方进行目标性接触）可操作化。它可以将这些参数发展为一组定义欧盟安全与防务利益的参数，例如：促进邻近地区的稳定、韧性和善治；防止恐怖袭击或削弱国外的恐怖组织；确保进入“全球公共设施”（网络、空中、海上和外层空间）；以及促进联合国维和等。

《战略指南针》还应确定欧盟危机管理行动的方法，名为“基于场景的方法”，具体将包括军事方法和民事方法。

参考1999年北约在西巴尔干半岛行动的规模，同等场景下欧盟需要在60天内部署6万名部队的能力。根据2008年《欧洲理事会关于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宣言》(ESDP)，欧盟应能够“同时计划和实施：（1）两次重大的稳定与重建行动，辅之以适当的民事行动，规模为最多10000人、至少能持续2年；（2）动用欧盟作战小组的两次快速反应行动；（3）一次10天内完成的疏散欧洲国民的紧急行动[…]；（4）一次海上/空中监视或拦截任务；（5）一次持续90天的军事+民事人道主义援助行动；（6）大约十余项ESDP民事任务[…]，可能持续几年”。《战略指南针》会对欧盟的军事能力做出更加具体的规划。此外，作为欧盟的一项独特优势，民事能力也可能被纳入规划中，包括在30天内能够执行一次200人规模的民事任务的目标，且能够承担最苛刻的民事场景任务的部署和执行，如临时接管东道国政府。

这种“基于场景的方法”将是一个长期工程，方能帮助实现欧盟“雄心水平”所需的协同“全频谱部队阵”（coherent Full Spectrum Force Package）。目前，欧盟仅有大约2500名备用部队。成员国还可以建立一组海军部队，为欧盟海军行动做准备，与北约的常备海军部队一致，同时允许欧盟承担保持海上航线安全的责任，这将补充欧盟新的“协调海上存在”概念。

展望4.将达成新的跨大西洋共识

大西洋两岸正在达成新的共识。一是欧洲与其核心合作伙伴美国都在改变战略前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2012年，奥巴马首次提出“转向亚洲”战略。如今，美国在对欧洲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将重心转向太平洋。这意味着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不可持续。事实上，美国已经达成两党共识，即富裕的欧洲盟国应该增加国防开支，为集体防御做出更大贡献。

这会带来两个影响，一个跨大西洋安全新的“权责”平衡，二是美欧防务工业这块“蛋糕”将重新划分。对于由欧盟预算协助研发的国防产品及技术，欧盟依法不会接受任何外国“控制”。对此，美国批评欧盟的国防计划“浪费钱”，只用于生产一些缺乏竞争力的欧洲产品，从而造成美国公司更难参与，也增加了跨大西洋协同的风险。不过，欧盟为此预留了转圜余地，美国在欧盟的商业子公司可以在满足某些条件的前提下，参与欧盟工业联盟，进而申请欧盟防务基金的补贴。美国最近也加入了欧盟PESCO项目下的军事机动性计划，这为加强欧美防务合作提供了基础。

不过，欧盟仍需要面临在购买美国军备(如F35联合打击战斗机)和投资欧洲替代军备产品之间权衡。对于许多欧盟国家而言，出于安全原因购买美国军事装备有利于长期对美关系。但是，美国在创新方面的投资远超欧洲，短期不会将敏感的高端技术转让给盟友。因此，保留技能和专有知识是欧盟的长期战略利益，也是增强欧盟战略自主权的关键驱动因素。

综上，随着欧盟和北约近年来已经加强合作，新的大西洋共识在讨价还价中逐步达成。欧盟的比较优势是拥有广泛的民事和军事工具箱。一是欧盟称之为“一体化方法”的全面的民事/军事方法。二是广泛相互关联的“全政府”方法，这是解决与混合威胁、虚假情报、恐怖主义、移民、网络安全、外国直接投资、国防工业和军事机动性相关的安全漏洞的唯一途径。《战略指南针》很可能明确欧盟比较优势。在项目层面，《战略指南针》将筛选欧盟与北约项目的重叠部分，在博弈中确立进一步合作的空间，在政策上进一步加强协调，以达成一份双方都过得去的共识。

曾子洛(外交学院在读博士生):

文化还是贸易？文化例外论的提出以及乌拉圭回合中的文化例外论

国家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但关于文化与贸易的辩论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真正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宣布它们将开始大力支持戏剧、音乐、电影和音像制作、艺术教学和公众阅读，且持续调整相关政策以配合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化媒介的性质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历史的变革开始发生了转变。以前，文化生产工业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印刷媒体，如书籍、报纸和杂志，这些媒介由于其文化特殊性和主要使用当地语言的特质，更大程度上仅在当地流行，对国内市场以外消费者的吸引力较低，导致其贸易作用相对较弱。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广播、电影等视听媒体开始崛起，好莱坞抓住了这一机会，成为了全球电影制作的新中心，欧洲电影的主导地位开始受到威胁且逐渐衰退。

出于对文化权力中心的转移以及好莱坞经济和文化影响的担忧，许多欧洲政府都相继推出了保护其国内电影业的措施，主要是以进口和影视配额的形式，限制外国电影准入的数量。这些措施最终在《关于电影的特别条款（Special Provisions Relating to Cinematograph Films）》中得到了体现，该条款是1947年关贸总协定（GATT,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947）的一部分。此条款强调“影视配额可要求在不少于一年的特定时期内，在商业放映任何来源的电影时，在其实际使用的总银幕时间中按规定的最低比例放映本国电影，，并应按每家影院每年的总放映时间或同等的时间计算”，这一要求已经开始体现部分国家对“文化例外”的需求。

加拿大是第一个提出“文化例外”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联邦政府就开始规定各广播电台必须播放一定数量的带有“加拿大内容”的节目。随后，法国也开始意识到“文化例外”的重要性。1986年，法国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所有电台，不论是国有还是私营，所播放歌曲的40%必须是法语歌，其中至少一半必须是新的作品。同样在这个时期，法国当局决定在电视节目的放映上实施两种配额：电视节目中的60%必须是欧洲生产的，其中法国作品必须占40%。1988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CUSFTA）的谈判中提出了一个条件：该协议不能涉及它们之前为支持文化产业而采取的措施，如电影和碟片的生产、书籍杂志的出版和广播电视光纤转播等，美国方面最终对此要求做出了让步，文化例外论的支持者们将这一结果看作一个重大胜利。

到了1993年，关贸总协定谈判的乌拉圭回合期间关于文化例外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在谈判的最开始，欧盟谈判方认为，“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必须坚持按照GATT对全球商品和服务所制定的规则发展国际贸易，电影和电视产品也属于商品和服务，所以关于服务和商品交换的很多规定也应该严格适用于这些产品。但是这些服务却不是普通商品：它们毕竟具有文化属性。所以应该在涉及到这些产品时采取特殊规定，这一规定只能通过深入研究后才能制定，因为各国情况不同，每种产品所显示出的问题也不一样。”当然，总的来说，欧盟的最终目标就是将任何和文化有关的产品或服务 从谈判达成的世贸组织协议的规则中排除。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由于美国与欧盟在文化产品相关内容上的分歧，欧盟专门成立了一个视听服务工作组来配合谈判的进展。美国代表团拒绝承认电影和音像制品被算作“艺术作品”或者“文化产品”，认为它们只是普通商品，并拒绝讨论这些产品的艺术和文化特征。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争论之大，几乎可以用“聋人之间的对话”来形容。

因此，1993年的谈判的结果并没有特别清晰的决定，各谈判方都没能达成有关电影和音像产品的协议。在谈判最初的几个星期，谈判内容是澄清有关这些产品的“特殊”条款，即有可能被双方阵营都接受的条款，但这个希望最终未能实现。于是最后，谈判给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电影和音像产品将来肯定会被列入世贸组织的最终协议，各成员国也必须严格执行该协议。不过，这两种产品的列入并不会迫使各成员国在这两个有争议的领域遵守世贸组织的各项规定，各成员国仍可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支持本国的电影、音像生产，除非他们另有安排。有关文化例外论的谈判几乎成为了整个乌拉圭回合的绊脚石，虽然最终也没能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但是却促使了文化例外论的支持者试图在世贸组织之外寻求解决方案，最终在未来促成了2005年教科文组织公约的成功通过。

除了美国和欧盟的巨大分歧，实际上，欧盟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歧。欧盟内部有着各种意见，作为文化例外论的强烈捍卫者，法国非常积极主动，但德国和英国则有点不情愿。不过，当时由雅克·德洛尔领导的欧盟委员会，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反映并塑造了成员国的观点，并将它们牢牢地凝聚在了一起。即使乌拉圭回合最终的成果并没有实现欧盟的最终目标，但一系列关于文化例外论的辩论，对欧盟视听服务事项的框架产生了积极的反馈效应，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文化与贸易之间的联系与矛盾。成员国开始意识到一个一致且团结的视听政策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对外宣传“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例外论”，也促进了欧洲的文化认同，使之成为一种共同的价值和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