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蕴哲(南京理工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雪颖(南京理工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硕士研究生):

中欧班列的发展、限制因素及优化策略

中欧班列，即中国开往欧洲的新型铁路货运班列，是按照固定的车次和线路、班期等条件开行，贯通于中国和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的集装箱国际铁路联运班列。

一、中欧班列发展取得的新进展

（1）班列数量持续增加，覆盖面更广

据国家铁路局和国家发改委、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相关数据显示，自2011年3月19日以来，中欧班列的开行密度不断增加，开行数量持续增长。截止2020年国内运行中欧班列的城市已达29个，班列可通达至21个国家的92个城市；至2021年5月22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达3.8万列，共运送货物340万标准箱，通达欧洲22个国家160个城市，物流配送网络覆盖欧洲全境。2011年以来中欧班列年度发行班列数量如下表： 

（2）班列货品种类持续增多

中欧班列运行早期货品种类相对单一，但10年来其运货品类持续增多。2011年最早开通的“渝新欧”班列主要是将重庆本地生产的电子产品运往欧洲沿线各国，而伴随着班列的开行规模和覆盖范围等逐渐增大，班列运输的货品种类也日益增多，目前，中欧班列所运输货物品类极大丰富，去程主要包括电子产品、机械制品、纺织服装、化工产品、木制品、咖啡豆等；回程主要包括欧洲机电产品、食品、医疗器械、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酒类、电子产品、木材等。尤其是从义乌运往西班牙马德里的日用小商品，其销售网络覆盖欧洲大部分地区，使马德里成为义乌小商品的集散地。伴随着电子商务平台发展，电商邮包货源上班列，中欧班列的货源品类还将更加丰富。

（3）班列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在班列开行规模大幅提升的同时，我国班列的服务质量也逐年得以改善。铁路部门和各主要班列平台企业从提升班列开行质量和效益着手，通过编制“国内段+宽轨段统一运行图”、施行“量大从优、内外联动”的运价机制，以及采取延伸服务链条、改善运输组织、提升附加值等一系列举措，逐步促进班列的高质量发展。在班列站点城市设立相应的中欧班列客服中心、单证中心，与沿线国家铁路部门协商建立班列运行信息交换机制，不断完善服务平台，及时向客户通报班列运行信息，提供相关的客户咨询、代办口岸报关转关、集装箱租赁、追踪货物位置、单据预审、应急处置等服务，切实推动班列的高质量、高效益发展。

（4）中欧班列回程比例稳步上升

2014年之前，中欧班列的所有车程均为由中国发往欧洲的去程班列，2014 年实现首次回程开行，共计开行28列，回程比例仅占9.1%。基于此种状态，铁路总公司通过加大回程货源组织力度、及时增设班列回程线路等方式以及提升回程货源运到时限和服务质量、加大统一品牌中欧班列铁路箱投入等措施，积极吸引班列回程货源。通过多措并举，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将中欧班列作为中欧物流供应链的重要选择，货物品类日益增多，回程班列增长迅猛。2020年中欧班列回程重箱率提升显著，同比提高9.3个百分点。2021年一季度，中欧班列共计开行3398列，其中去程1858列，回程1540列。中欧班列“有去无回”的现象已得到较大转变。

二、制约中欧班列进一步发展的限制因素

（1）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落后、配套服务支撑不足

中欧班列途经的沿线部分铁路线路设施条件较差，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口岸通过能力有限，以及信息系统不健全、配套服务能力较弱等一系列问题。货物仓储、转运都很不顺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班列成本的降低。这些国家的铁路可能因年久失修和铁路老化导致影响班列运行速度，也存在因当地列车车辆过少、换装设备不足从而致使班列的运力无法适应中国不断增长的发展需求。

（2）政府补贴干扰市场机制作用

2013年以来，我国国内许多城市陆续开通中欧班列，中欧班列虽然较之海运具有运距短、速度快等优势，但其总体运价较之海运还比较高，其正常运行需要当地政府推动和补贴，各地班列在市场方面各自为政，为了争夺吸引货源和政府补贴，甚至出现恶性竞争的状况。由于国内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不一，各班列开行地自身的货源不足以支撑其常态化运营，因此便会到周边地区甚至全国揽货，致使班列货源竞争激烈，甚至出现“抢货”的事件发生。

（3）通关手续复杂，通关效率低

中欧班列沿途经过不同的国家，每抵达一个国家就要按照相关要求办理通关手续，不同的国家报关的文件数量和程序不一，甚至可能出现因不能完整准确提交单证致使车辆和货物被扣留的情况。部分中欧班列存在通关效率低、物流信息查验反馈缓慢等问题。自2014年俄罗斯对欧盟实行反制裁以来，其对于欧盟国家外运过境商品的审批手续愈加复杂，且其海关执法人员存在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货物通关需要经过五道检查，集装箱破损、存在裂痕、生产年限不符等都可能被遣返。

（4）班列物流成本依然偏高

目前来看，中欧班列运行成本还比较高。一方面原因是由于我国各地开通的中欧班列大都是由当地政府推动，其自身尚未达到常态化运营水平，并且各自为政，分别与境外铁路运营方对外进行谈判，因此在国外段运费和通关方面很难占据有利条件，造成境外段货物运费较高。加之由于欧亚大陆桥轨距的不统一，班列在运输途中至少需要换装两次，在境外换轨和转关也增加了一定的时间成本和物流成本。另一方面来看，由于自然条件等不可抗力因素，中欧班列所运输的红酒等特殊商品在低温天气下途径俄罗斯等极寒地区时需要对其进行添加保温设施，这样导致班列的物流成本增加。

三、促进中欧班列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1）加强物流枢纽设施建设，改善班列运营环境

中欧班列的顺利开行，需要沿线国家在硬件上加强铁路场站设施设备补给和建设，在软件服务上提升服务质量。于我国而言，应重点完善我国境内的物流通道网络，改进满洲里、二连浩特等口岸站物流基地建设，补强口岸站的物流设施设备，加强对于传统铁路的技术改造。通过对外协商谈判，尽快和尽可能地和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的海关、铁路和有关部门达成开行中欧之间的稳定、可靠、快速的集装箱直通班列协议，共同营造中欧班列运行的良好市场环境。要根据中欧班列客户的不同需求，尽可能地增加个性化、合理化的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积极适应中欧班列客户多元化和全球化的需要，有效提升中欧班列的服务质量与内涵。

（2）坚持市场导向，降低政府补贴力度

在目前中欧班列的运营状态下，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政策补贴是必要的，但是过度的补贴也会造成其对于政府的过度依赖，使得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班列运行省市尤其是中西部地方省市地方政府应合理界定其在班列中的角色和作用，限制有违市场机制的各种长期性、个性化补助政策的出台，抛弃地方利益思维，进行国家地区之间的协商和合作，联结海关总署和中铁总公司，统一规范运价。国家有关管理部门需加强对于中欧班列的统一规划和顶层设计，协调地方省市的利益，对于各地班列出现的非理性竞争状况进行统一管理。

（3）建立通关协调机制，提升通关效率

为了提升中欧班列便利化通关效率，中国铁路总公司、政府部门可以建立中欧班列运输国内协调机制，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海关、质检、铁路等部门的国际合作，协调制定海关合作协定及建立电子报关通关系统，建立中欧班列海关通关绿色通道，明确沿线国家进出口货物的类型、通关所需的报关文件数量和相应程序，公开透明口岸收费标准及货物、集装箱、单证的查验标准，尽可能地简化通关手续，减少不合理收费口岸。提升沿线国家海关执法人员的职业素质和能力，建立争端裁定和协调解决机制。

（4）多渠道开发班列资源，降低物流成本

中国铁路总公司可以将各条中欧班列运载的货物集中起来，将中欧班列集中管理，建立中欧班列价格协调机制，积极与沿线各国铁路部门协商，给与境内班列运输运价优惠，统一对外谈判和报价，与其签订过境和运价协议，协调解决沿途运费过高的问题。各运营主体要积极加强与地方政府以及中铁总公司等的合作，利用大数据信息系统对进出口货源的货品种类、流向等进行分析整理，开展精准营销，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我国中欧班列在对外运价上的利益不受损失，降低运输费用，同时还可以提高我国与班列沿线国家进行谈判的话语权和效率。

高晓川（华东师范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理事）：

2020年以来立陶宛涉华政情分析

2020年以来，立政府对华政策出现新变化，提出中国对欧盟的团结与核心利益构成挑战。立不仅在涉华人权议题上频繁冒头，而且指责中国经济外交政策具有进攻性和分裂性，认为其在亚洲的经贸合作伙伴重点不应是中国。

一  立外交政策与地缘战略

在外交政策上，立把跨大西洋关系和与北约国家的合作放在首位。在乌克兰危机后，美欧对俄关系恶化，北约安全保障对其更具现实严峻性。波海三国与波、罗一起是中东欧地区军费支出占GDP 2%的五个达标国家。作为北约的东部前沿，波海三国在欧洲地缘和安全战略中的地位突出，美国也看重三国的地缘作用。

立处于亚欧交通走廊和波罗的海南北交通动脉十字路口，是欧洲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作为波海重要不冻港，克莱佩达港在亚欧贸易中的中转作用突出。打造区域和全球交通物流网络中心是立政府发展战略目标之一。在跨区域与次区域合作中，立把中欧及与北欧国家的合作作为优先议程。立是中国在波海三国中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其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在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下，立优先看重发挥其在交通和物流领域的合作优势。2020年4月后，重庆、义乌和东莞先后开通直达维尔纽斯的中欧邮政专列，立成为中欧邮政物流枢纽。

二  立对华政情动向

近年欧盟对华认知出现变化，视中国为制度性对手，对华政策强调价值与利益并举，在大国博弈中突出战略自主。立认为，中国加大参与国际事务力度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在发展对华关系中，欧洲国家要坚持价值观和市场公平原则的导向。立把中欧分歧的根源视为体制之争。

首先，立提出中国对欧盟的团结与核心利益构成挑战，中国经济政策具有进攻性和分裂性。立虽是小国，但历史境遇使其属于在价值观议题上较出挑的欧盟国家。2020年12月，立议会新修订的长期外交政策文件指出，立外交政策建立在共同价值观、民主和人权，以及反威权、捍卫自由的地缘政治基础上。文件认为，随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强大，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并对欧盟的团结与核心利益构成挑战。欧盟需重新评估变化的地缘政治形势，寻求对华关系中的一致立场，以拓展民主、人权等基本价值观。立认为，中欧、中立贸易关系中存在非对称的结构特点，这是导致双方不公平竞争的原因所在，立支持欧盟通过贸易政策审查捍卫欧盟国家利益，并提出中国应更多开放市场。2021年1月，立经济与创新部长称，立在亚洲的经贸合作伙伴重点不应是中国，而应是包括中国台湾、韩国和印尼在内的多元市场。

其次，立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不断冒头。中立两国经贸关联性弱，自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建立以来，立希望扩大对华出口、吸引中企投资，加强港区建设合作。经过九年发展，在对华经贸合作成果与预期仍有差距的情况下，立愈加在多双边关系中以捍卫欧洲价值观和利益为由突出涉华议题。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立国内也出现了对中欧抗疫合作进行政治化解读的声音，议会和政府在涉华议题上不断发出杂音。2020年初，立议员牵头组织“挺台倡议”，有50余名议员和100多名社会人士向总统递交签名信，支持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总统表态称支持与台开展务实合作。去年5月，立外长在与世卫组织总干事会谈中提出台加入世卫组织。同月，在欧盟成员国外长会议上，立外长提出拟制定的中国香港国安法侵蚀香港的自治地位，并呼吁跨大西洋联盟国家对华协调和采取共同行动。此外，立外长在多边会谈中多次强调称，立不能对中国西藏和新疆的人权问题熟视无睹。

第三，立以国家安全威胁为由排斥中企参与其重大经贸合作项目。立地处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纷争的敏感地带。立是波海三国中第一个发布涉华安全威胁报告的国家。2019年2月，立国家职能部门发布的《2018国安报告》首提涉华安全威胁，之前立主要把俄、白俄视为主要安全威胁。报告指出，中俄间合作不断加强，中国经济增长使其日益对北约和欧盟国家具有政治目标。在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下，中企重视与立开展互联互通合作，尤其是能够发挥其港运优势的三海港区合作，中企招商局集团在2015年5月与克莱佩达港务局签署合作备忘录。2019年7月，立新上任总统瑙塞达以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公开表示反对中企参与克莱佩达港的扩建。一国总统公开公点名反对企业间重大经贸合作项目，这在中东欧国家中很少见。在去年疫情爆发期间，立议会也呼吁欧盟加强出口管制和保护欧洲战略基础设施。2021年2月，立政府跨部门委员会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宣布排除同方威视竞标立国家机场管理局负责的检测设备项目招标。

第四，立外长在多双边会谈中屡次强调在“27+1”框架下发展对华关系，突出欧盟在对华关系中发挥整体制衡作用。今年3月，立外长在参加波海三国外长与英国外相的会谈中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越来越具有进攻性和分裂性，并呼吁跨大西洋国家应立刻协商重构对华策略。关于中国中东欧合作对欧盟的分裂作用，西欧政要和智库曾提及较多，立外长则是首位明确提出所谓分裂论的中东欧国家政要。由此可见其对中立双边合作、中国中东欧多边合作态度转变的端倪。3月和4月，在分别与德国和西班牙外长会谈中，立外长强调，在“27+1”框架下发展对华关系才能使欧盟国家保持更好制衡中国的统一战线。4月，在与加拿大外长会谈中，双方强调建立抗衡中国的联合战线。

 2018年以来，在美国加大对中东欧的战略倚重，以及欧盟突出地缘政治作用的背景下，中东欧地区的内外部环境趋向复杂，这成为深化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的新制约因素。在中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欧间基于不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之争和基于地缘基础上的利益空间之争也已趋强。欧盟对中国中东欧合作有疑虑和成见，分而治之论在欧盟和西欧大国屡见不鲜，欧盟也以其欧亚互联互通的高标准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积累的国际合作经验与模式。美国在提出重返中东欧的政策背景下，借助“三海倡议”平台加大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力度，其中波海国家是优先之一，美以能源、5G合作为突破口强化与三国合作。

“17+1”合作是中国跨区域多边外交的积极实践，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互利共赢与协同发展。合作机制成立九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贸易、投资、产能、互联互通等方面取得的合作成果显著。今年2月，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提出，中方将加大从中东欧国家的进口力度，这是对多数中东欧国家对华经贸合作主要关切的积极回应。中方继续加大投资项目落实力度，拓展三方合作，尤其是抓住后疫情时期中欧协力绿色发展、数字发展的机遇，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三方合作，扩大双方利益交汇点。针对波海三国的经济结构特点，中方重点推动双方企业展开科技与金融创新合作（“17+1”机制下立陶宛设有中国中东欧金融科技协调中心），促进在高技术（激光、区块链、生物）领域的更多合作成果落地。

吴改(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

英国脱欧及其面临的后续问题

经过10个月的艰苦谈判，欧盟和英国于2020年12月24日达成了一项脱欧后的贸易协议，以管理英国退出单一市场时双方的关系。大部分政商界人士认为，英国与欧盟达成脱欧贸易协议意味着“集体松一口气”，协议是公正平衡的，而且合乎双方心意，未来双方都将从协议中获益。但是，从协议的内容来看，未来双方还需要面临很多后续问题，具体如下：

一、关税问题

该协议规定，英国和欧盟生产的商品在双方之间流动时不需缴纳关税，也不受配额限制，但从英国出口的产品仍须符合欧盟的卫生和安全标准，包含来自欧盟或英国以外零部件的产品也须严格遵守规定。

二、捕鱼问题

捕鱼问题事关重大。欧盟渔民未来进入英国富饶水域的机会是最棘手并且最有可能带来政治冲突的问题之一，也是在协议宣布前最后一个得到解决的问题。英国坚称，它希望夺回对本国海域的全面控制权，而欧盟沿海国家则试图确保它们的船队可以继续在英国海域捕鱼。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欧盟船只将在5年半的过渡期内逐步交出当前配额的25%捕鱼量；在那之后，双方每年都会就欧盟船只在英国水域捕鱼量进行谈判，如果布鲁塞尔不满意，它可以对英国采取经济措施。

三、公平竞争环境

另一个主要障碍是所谓的“公平竞争”规则，欧盟坚决要求制定有关这方面的规则，以便在未来伦敦降低标准或对产业进行补贴时防止英国企业相对于欧洲竞争对手拥有优势。最终，协议达成：欧盟为英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免关税、免赔额的单一市场准入，该市场拥有4.5亿消费人群。不过，英国须遵守在环保、劳工监管和税收等领域不断发展的规则，以避免英国削弱欧盟企业。

四、海关和边境管制

英国脱欧后，英国和欧盟的企业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进出口方面面临新的繁琐手续，具体表现为：2020年12月31日前，英国和欧盟之间的产品进出无需办理海关文书手续，并且边防检查极少。但是自2021年1月1日起，双方产品的进出要执行新的海关、安全、增值税和其他申报规定，成本高昂。从英国进入欧盟的食品和动物要进行新的检查，并且对于从英国本土发往爱尔兰的货物会增加一些管控举措。这些海关和边境管制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英国和欧盟企业之间的物流效率，有可能会大幅度降低双方企业之间的交易量。

五、双方游客问题

该协议对于英国和欧盟双方游客的影响也较大，具体表现为：2020年12月31日前，欧盟和英国的度假公民和商务旅行者（及其宠物）完全可以双向自由通行，并自动获得健康保险，可在机场使用快速通道。双方的公民有权在欧盟和英国自由定居和工作。

但是协议达成后，自2021年1月1日起，上述便利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英国旅行者每180天里有90天可以免签证访问申根地区，部分工作访问可能享受免签待遇。在有关宠物问题上，协议规定人们可以带着拥有兽医证明的宠物旅行。

游客的健康问题也需要解决。为此，英国和欧盟已经承诺建立一个新的机制，应可涵盖旅行者所需的必要和紧急健康保险。英国司机在欧盟将需要通过邮局获得一张花费较低的国际驾驶执照。在新冠疫情期间，相关封锁规定已经阻止了所有非必要的进入欧盟的旅行。此外，英国人在欧洲其他国家工作和生活将需要获得该国政府机构颁发的许可证明。

六、金融服务问题

金融服务问题也是困扰英国和欧盟的一个重要问题——2020年12月31日前，获得欧盟授权的英国金融服务公司能够在欧盟境内开展业务，反之亦然。

但是，自2021年1月1日起，协议中虽然有一个关于金融服务的章节，承诺为双方提供相关服务，但在为英国公司提供更多准入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帮助。英国公司能否在欧盟市场开展业务，将取决于英国和欧盟是否给予对方所谓的平等地位，在此问题上，双方并未立即开展谈判。英国已经做出了大部分对等声明，例如，允许在英国工作的人接受欧盟银行的服务。但欧盟的行动则相对迟缓，除了就英国清算所做出的一项等效性决定外，欧盟尚未宣布其对等的安排，在双方达成协议后，欧盟官员仍然拒绝透露欧盟还需多久做出这方面的决定。这也就意味着，金融服务这一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问题将来仍然会成为英国脱欧后双方面临的重要障碍。

七、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问题也是该协议较为关注的议题：2020年12月31日前，英国与欧盟在航空、铁路和公路运输方面联系顺畅，能够向对方提供客运和货运服务。但是自2021年1月1日起，英国控制的航空公司将有飞往欧盟目的地的广泛权限，大多数安全证书都得到认可，但不能在欧盟内部的目的地之间飞行。也即是说，英国将需要与欧盟成员国达成双边协议，才能将来自纽约等欧盟以外地区的货物经由英国运往该欧盟国家。同时，英国卡车司机一旦到达他们的第一个欧盟目的地，还可以向多少个目的地运送货物会受到限制，欧盟的卡车司机在英国也将面临同样的限制。

八、各项专业资格认定

2020年12月31日前，欧盟承认英国的许多专业资格，包括律师、会计师、空中交通管制员以及飞行员等，英国亦是如此。但是自2021年1月1日起，欧盟将不承认英国的大多数专业资格，反之亦然。这也就意味着双方在未来相关标准制定问题上仍有很多需要谈判解决的问题；此外，原来已经获取的专业资格是否需要重新判定，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九、数据传输

2020年12月31日前，企业和政府实体之间可在英国和欧盟自由传输数据。但是此次达成的贸易协议不涵盖数据问题，这也即是说，如果欧盟给予一项数据保护充足性认定，将为数据从欧盟向英国传输打开大门。不过此类传输可能变得更为复杂（至少比英国脱欧之前面临的问题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双方已经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给予这项认定的可能性已经变大。

十、安全问题

该协议为刑事和民事法律事务上的执法和司法合作建立了一个新框架。根据协议，双方将继续共享双方乘客的DNA、指纹等详细信息，并通过欧洲刑警组织开展合作。但是，英国和欧盟公民将不再享有在两地之间生活和工作的自由流动权利。

十一、北爱尔兰问题

2020年12月31日前，与英国其他地区一样，北爱尔兰是欧盟内部市场和关税同盟的一部分，能够参与欧盟与非欧盟国家达成的欧盟贸易协定。

但是，根据2019年12月达成的一项协议，自2021年1月1日起，北爱尔兰实际上将留在欧盟的内部市场和海关区内。这一协议旨在避免北爱尔兰内部出现物理边界，这需要将对从英国本土运往北爱尔兰的货物进行检查，不过相反方向运输货物的检查较少。

叶予民(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中东欧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匈牙利外长再度访华的特殊意义

5月31日，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彼得·西亚尔托（Péter Szijjártó）应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邀请访华。王毅外长在贵州贵阳与其举行会谈，双方相谈甚欢。频繁的外长级别官员对华互动在欧盟国家当中是不多见的，因此匈牙利外长仅仅时隔十个多月便再度访华凸显了中国在匈牙利外交关系中的重要位置。

中匈两国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有着良好的合作交流基础。匈牙利是唯一一个习近平、李克强、胡锦涛、温家宝、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访问过的中东欧国家，甚至在全球也是不多见的。这就充分显示了中匈关系的高水平。2009年，时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形象地说道：“我们坐在欧盟的船上，但需要来自东方的劲风。” 这说明了欧尔班意识到在全球化进程中，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东升西落”现象日益突出，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与话语权不断增强。因此“东方力量”对于匈牙利而言无疑是发展的新契机，尤其是中亚、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等国家与地区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匈牙利“向东开放”战略提出后，“一带一路”与“向东开放”的对接将中匈关系提升至更高的水平。

去年八月，王毅外长在广西北海同西亚尔托外长举行会谈，匈牙利外长也成为了中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后首位访华的欧盟国家外长。在广西北海的记者会上，王毅外长就表示中匈要做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互利共赢的好伙伴、民心相通的好“亲戚”。

基于中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顶层政治互信，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人文交流、旅游业等产业都有着密切的合作。例如，匈牙利是中国在中东欧国家最大投资目的国，中国对匈投资占对中东欧国家投资总额的近一半。中国是匈牙利除欧盟以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匈牙利则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中匈双方更是建立了独特的地方合作机制。截至2018年8月25日，中国与匈牙利省级友好关系结对19对，友邦城市结对23对，共计42对。2020年11月18号，中国―匈牙利地方合作机制在中国―中东欧中小企业线上对洽会上宣布正式启动。这标志着中匈地方合作正式进入精细的机制化阶段。有11家中匈企业进行路演推介，43家匈企业和投资促进机构与23家中国企业在该会上精准对接。

在夯实传统友好合作的基础上，中匈关系进一步深化发展。此次西亚尔托外长访华的一些细节传递出积极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访华的所见所闻，包括贵阳的风土人情、趣人趣事。当王毅外长给他介绍贵阳当地中国最著名的茅台白酒时，西亚尔托表示自己从未喝过酒，但为了维护匈牙利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他会从现在就开始喝酒。西亚尔托的诸多言行举止透露出匈牙利非常重视对华关系，匈牙利外长的再度访华也具有特殊意义。

一是再次感谢中国在疫情时期的帮助以及深化合作。在疫情期间，欧盟领导力赤字、医药资源分配不公、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突显致使欧洲地区的防疫形势在一段时间内日渐恶化，也使得包括匈牙利在内的诸多欧盟国家心生不满并采取“自助”措施。早在今年1月29日，匈牙利监管机构就已经批准了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疫苗，匈牙利成为首个批准中国新冠疫苗的欧盟国家。不仅如此，匈牙利总统与总理相继接种都是中国产的疫苗。欧尔班坦言，“如果匈牙利没有从中国和俄罗斯订购350万支疫苗，匈牙利现在就会有大麻烦了。”可以说，中国的雪中送炭既及时又尽力，这与欧盟自顾不暇、各扫门前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在宣布抗疫复苏资金计划时，欧盟内部有不少声音要将匈牙利民主、法治等问题与之挂钩，威胁要削减给予匈牙利的抗疫资助。因此，继去年八月后，匈牙利外长再次亲赴中国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在会谈结束后，西亚尔托外长给王毅外长颁发了匈牙利国家最高奖——匈牙利中央十字勋章，以表达匈牙利人民对中国的感激之情。除此之外，经历了此次疫情大考，包括中匈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深刻体会了全球化带来的非传统安全不确定性，也就更加体会了践行多边主义合作的重要性。每个国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都无法独善其身，唯有在合作中才能实现共赢。除了疫情相关话题，西亚尔托外长此次与王毅外长会谈同样围绕着在变局危机中谋求合作机遇的话题深入交换意见。

二是匈牙利外长是在欧盟制裁中国以及暂停中欧投资协定的大背景下访华。5月，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是重要的经贸伙伴，但欧洲的安全离不开美国，德国不可能与中美保持同等距离，美欧的价值观更接近。这就说明欧洲在价值观、战略等大方向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一方面，继美国制裁中国后，欧盟于近期针对中国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进行制裁，但欧盟国家中只有匈牙利投了反对票，使得制裁法案没有得以通过。另一方面，欧盟单方面宣布暂停中欧投资协定，这给中欧关系蒙上一层阴影。而在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同时，匈牙利则是提醒欧盟于其制裁中国，不如管好自己的事情。基辛格早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中描述欧洲秩序是多元的，欧洲精神的骨子里就是要反抗统一性，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国情与利益需要。在欧盟对华态度呈现消极因素时，匈牙利则是出于理性考虑没有盲从欧盟，而是基于本国利益与对华的传统友谊选择继续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在大国竞争中保持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国家理性。例如在此次贵阳之行中西亚尔托就表示，阻止中欧投资协定不符合欧洲利益，如果中欧关系得不到改善，欧盟将损失惨重。

目前部分西方国家想法设法刁难中国，匈牙利外长的再度访华恰好映射出三点。第一，匈牙利与华合作是务实的，中匈合作是共赢合作的典范，欧盟对于匈牙利而言在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上不具有中国那般的“诱惑力”；第二，地缘竞争、政治阴谋、战略竞争无法阻挡许多国家谋求发展机遇的前进步伐；第三，欧盟内部对于中国有着复杂心态：一方面在价值观、人权、战略竞争等方面，欧盟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存在，需要警惕和提防；另一方面欧盟在与中国的各领域合作中获得了不少的红利。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欧盟与中国的互联互通能使得双方互利共赢。

三是中国外交“得道多助”的体现。当今世界复杂性更为突出，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交织成为了一大特征。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外交也逐渐由内向性转型外向性，积极主动创造人类和平发展的大平台，例如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欧洲在中国外交中处于战略核心圈，是中国外交的重点之一。为此，中国十分重视与欧洲的合作，以发展为支撑和动力，推动中欧关系向前迈进。中国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赢得了世界多国的认可。实际上，发展是关键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如匈牙利，因此合作共赢既是中国外交的特征也是许多国家的共识。正所谓得道多助，欧洲许多国家都愿意与中国寻求合作发展的路径，而不愿意随意恶化同中国的关系。例如近日塞尔维亚总统就表示塞尔维亚虽然准备加入欧盟，但不会对中俄实施制裁。此次匈牙利外长访华便是中国外交“得道多助”的体现。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匈牙利实实在在地在获益，这与欧盟一些国家以及美国给予的口头承诺或虚伪表示截然相反。

不过，中匈合作绕不开欧盟，欧盟始终是中匈之间的合作大框架。西亚尔托的再度访华深刻反映了欧盟实际上是离不开中国的。在此次匈牙利外长访华会谈结束后，王毅外长在记者会上指出，中欧关系唯一恰当的定位的就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应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共同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的责任。显然，目前中欧之间出现的困难局面并不符合中欧双方的利益。如何迈过这个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