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强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研究所所长、教授）；陆俊峰（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

欧盟开征数字税的动机及影响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显示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逆市上扬，市场规模达到31.8万亿美元，全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高达41.5%。虽然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但是互联网企业或是数字型平台企业，他们的收益与付出并不对等，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全球所得税税收，至少因为互联网经济而减少4%—10%的规模，相当于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至2400亿美元的税收。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税收带来巨大挑战，国际社会陆续单方面提出数字服务税或类似提案。鉴于数字经济对欧盟财政税收体系的冲击，2018年 3月 21日，欧盟委员会首次提出长期和临时性两套数字服务税改革提案，计划开征数字服务税提升本土财政收入，遏制外来数字巨头过快发展。同时强化欧洲数字监管，寻求数字经济时代欧洲在数字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

一、欧盟制定数字服务税的动机

1.数字服务税改革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

欧盟是全球最大的数字经济市场之一，拥有庞大的用户和消费基础。在欧洲数字经济市场，美国拥有绝对的地位，欧洲数字市场54%的份额被美国占据，比如42%的欧洲人是脸书用户。由于欧洲缺乏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在全球数字经济市场竞争中总处于不利地位。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欧盟在全球数字经济中扮演的消费者角色而非数字产品和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角色越来越明显。这迫使欧洲不得不试图在短期内开辟一条通过数字税收，数字立法从而谋求数字发展的新途径。

2.解决征税困难问题，填补税收漏洞

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大了政府税收监管难度。一是企业异地申报营业收入，巧妙逃避征税。有研究指出，大量在欧洲开展业务的美国科技公司采用“荷兰三明治”法避税，在税率较低的爱尔兰、卢森堡等国缴纳企业所得税。其税率甚至可以降低到1%以下，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已经造成欧盟每年损失近500亿至700亿欧元财政收入。二是互联网企业摆脱实体束缚，数字服务挑战现行税收制度。越来越多的数字活动，迫使欧盟必须出台相应措施，以填补税收漏洞。

3.保障公平税收和公平竞争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公司间不公平竞争的风险：传统公司往往比数字公司承担更大的税务负担，而传统税收规则则为数字商业模式提供了不当优势。据测算，拥有数字商业模式的公司支付的税率不到传统商业模式企业税率的一半，有效平均税率仅为 9.5％，而传统商业公司的税率为 23.2％。由于现行税务规则的漏洞，加上数字业务的移动和“虚拟”性质，数字公司可能比预期的税负更低。

4.强化数字市场监管力度

欧盟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治理，将“创造有利于数字网络和服务繁荣发展的有利环境”作为其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数字政府行动计划2016-2020》和《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等多项政策文件。数字税是欧盟获得数字大数据，实现高水平数字治理的基础。通过数字税建立一套单一市场的，统一的数字税收标准和体系，将互联网相关行业的企业收入，业务分部，人员构成，市场数据等经济活动统一监管，实现数字市场的调控。

二、欧盟具体数字税方案

2018年 3月 21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制定对显著数字存在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则的欧洲理事会指令的建议》和《关于建立对提供特定数字服务所获收入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共同规则的欧洲理事会指令的建议》，提出建立长期和临时性两套解决方案对数字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这两份提案构成欧盟成员国进行数字服务税改革的基础性文件，成为成员国参照的蓝本。

第一套改革方案旨在保障欧盟能够对在其领土内产生利润的数字公司征税，即使数字公司在欧盟没有实体存在，是一种长期的普遍适用的方案。该方案确保数字企业和传统实体企业拥有相同地位。并且根据数字企业的数字经济活动指标设立应税的“显著数字存在”（SDP）。即：（1）在成员国年收入超过 700 万欧元的门槛；（2）在每一纳税年度内，在一个成员国拥有超过 10万名用户；（3）在每一纳税年度内，数字公司和企业用户之间签订超过3000份数字服务的商业合同。当数字企业达到这一标准时就应纳税。

第二套改革方案旨在对数字活动的某些收入征收临时税。这种间接税将适用于完全逃避现行税收框架的某些数字活动所产生的收入，该措施是临时性的，直至全面改革方案实施后才停止。该方案解决了当前存在的最难纳税部分的问题。主要包括：（1）通过销售在线广告空间而获得；（2）通过数字中介活动而获得；（3）通过销售由用户提供的信息生成的数据而获得。税收将由用户所在的成员国收取，并且仅适用于全球年收入总额超过 7.5 亿欧元，并且在欧盟内年收入超过 5000 万欧元的公司，税率设定为3%的单一税率。

此外法国和英国也积极参照欧盟数字税改革法案，制定相应的本国数字税法案，税字税已成为欧盟主要国家应对数字挑战的主要手段之一。

三、数字税收制定的影响

1.美欧数字博弈加剧

当前全球数字贸易大致可分为美日欧先发国家，中印俄新兴市场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三个梯队。在WTO框架下，三者就已经表现出了激烈的数字贸易竞争。欧盟的数字税方案，将近一步压缩作为欧洲数字贸易最大获利者美国的利益，进而引发美国的对等甚至超级反制措施，引发全球数字贸易主导权的冲突。

2.加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

从本质上来说，数字税从临时措施向长期单边措施的转变已超出其制度初衷，将构成新型服务贸易壁垒，有扰乱国际税收秩序的风险。欧美的数字博弈主要依靠对事实的单方面裁定，而非外交贸易斡旋，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同时欧盟设立数字税，也非单纯的弥补欧洲税收漏洞的缺陷，更多的嵌入其他政治目的，意图通过单边数字税制定这一行为，改变国际数字税收秩序，从而将“欧洲行为”树立成为全球范本，这可能成为欧洲数字自由化的障碍并加剧 “贸易保护主义”的泛化。

3、可能引发各国在数字税上的单边主义

当前全球数字税仍处于发展阶段，许多制度有待完善，需要双边或者多边协商解决。由于经贸协定的文本与现阶段的实践发展相脱节，处理争端的解决机制缺乏有效性，致使欧盟内的某些国家缺乏对于数字市场的理解。各国为解决数字经济所带来的不公平问题，开展单独的各种形式的数字税立法活动，或者围绕主要数字科技巨头企业进行相关的不合理的行政干预，以保护本国的数字企业发展。这样在各国的数字发展中就实质上形成了“自立门户”的单边主义倾向，引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这些都是不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

张婷婷（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向东走，还是向西走？难以改善的俄欧困境

拜登上台后，美国将修复与欧盟盟友的关系放在首位，美俄关系趋向缓和，是继续将欧盟与美国捆绑，还是采取更加独立的对俄政策？欧盟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俄欧关系面临着考验。

一、 相互制裁已经成为常态化

针对俄罗斯当局逮捕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内，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新一轮的制裁，分别于3月2日和22日对6名俄罗斯公民采取限制性措施，依据是全球侵犯人权制度。作为报复，4月30日，俄罗斯外交部官网公布了禁止8名欧盟公民入境俄罗斯的消息，其中包括欧洲议会议长戴维·萨索里（David Sassoli）、欧盟委员会欧洲价值观和透明度事务副主席维拉·朱罗娃（Vera Jourova）。5月11日，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批准乌克兰关于克里米亚的决议草案，称克里米亚半岛并入俄罗斯后人权情况变差。针对欧盟的草案，5月15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批准了对俄罗斯采取不友好行为的国家名单，其中包括美国和捷克，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称名单可能还会继续修改。俄联邦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扎巴罗夫也表示，如果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继续下去，这份“不友好国家”名单可能会扩大，甚至点名了一些原华约集团国家。不难看出，制裁与反制裁已经成为俄欧关系互动的日常。

二、 欧盟内部对俄呈现分裂

然而，欧盟内部对俄态度也并非铁板一块，基本上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派是以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为主的欧盟大国，这些国家与俄罗斯有很多的政治与经贸合作，例如北溪二号天然气项目，更倾向于强调欧盟在对外决策中的独立自主性，不希望被绑架到美国的“战车”上。5月2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欧盟峰会上呼吁欧盟与俄罗斯进行对话并称：“欧盟与俄罗斯的观点可以不同，但还是要对话和会面。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互动中我就是这样做的，我也呼吁欧盟从整体上这样做。因为我们在与俄罗斯总统的会谈中能比美国总统更好地代表欧洲利益。”另一派是以波兰、捷克和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欧盟小国，这些国家很多原是华约成员国，历史上曾经与苏联保持着特殊的政治关系，苏联解体后一边倒向北约。此外，为了平衡在欧盟中的小国劣势，这些国家主张欧盟与美国走近。俄罗斯于5月15日发布的不友好国家名单中就只有美国和捷克，俄联邦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扎巴罗夫在谈到可能扩大的不友好名单时，甚至批评了一些原华约成员国受美国指使与俄罗斯进行对抗。

三、 欧盟处于主导地位

在俄欧关系中，俄罗斯处于被动地位，并且希望俄欧关系缓解，而欧盟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主动地位，具有较大的话语主动权，尤其是议题设置能力，俄罗斯一些官员近期的一些表态也表明了俄罗斯在俄欧关系中的无奈。5月3日，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弗拉基米尔•奇若夫强调了为改善目前俄欧不正常关系采取外交努力的重要性，再次重申俄罗斯做好了准备。此外，针对欧盟的对俄政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5月24日接受《论据与事实》报采访时表示：“最新的故事是欧盟对俄关系坚持了三个新的原则，分别是反击、遏制和互动，而互动只限于欧盟感兴趣的议题。”然而，就目前整体的局势发展而言，俄欧关系短时间内难以有根本性的改变，欧盟内部很难就改善俄欧关系达成一致。5月10日，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周一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27国外长会议上表示：“欧盟与美国的关系在逐步改变，但是与俄罗斯的关系正相反，不仅没有改善，还在继续恶化。”

总之，近期俄欧之间的互动进一步表明，俄欧关系整体并没有改善，制裁与反制裁已经成为常态，欧盟内部对改善俄欧关系很难达成一致，俄罗斯则处于被动地位。

雷剑锋（外交学院副教授）：

爱尔兰外长访华：聚焦合作，管控分歧

2021年5月30日，爱尔兰外交与国防部长科文尼对中国进行访问，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贵阳举行会谈。这也是科文尼部长自2018年以来首次访华，此次会晤正处于中欧关系的面临波折之际，爱尔兰外长的访问彰显中欧关系合作共赢的主流，为中欧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一、中欧关系发展遭遇挫折

5月20日，欧洲议会全会表决通过一项名为“中国对欧盟实体以及欧洲议会议员和国会议员的制裁”的动议，要求在欧洲议会批准中欧投资协定前，中国先解除对欧盟方面的反制裁。该动议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因为中欧投资协定须经欧洲议会批准，因为被认为是欧洲议会“冻结”了历经7年谈判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这次中欧之间在经贸协定上的冲突是源于先前涉疆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欧盟借口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实施制裁，这也是近30年以来欧盟首次对中国实施制裁，随后中方为维护主权和利益对恶意传播谎言和虚假信息的欧方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就包括5名欧洲议会议员和3名欧盟成员国议会议员。

应当看到，中欧之间的经济合作仍在深化继续，202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达到7090亿美元，而欧盟和美国的贸易总额为6710亿美元。中俄投资协定也是一项基于双方互惠共赢基础之上的友好协议，欧盟不应该因为某些政治问题，而摧毁双方经济往来的基础。中欧之间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和对立，加强对话合作，扩大共识，维护广泛的共同利益才是应有之义。

而此次与爱尔兰外长一同受邀访华的还有波兰、塞尔维亚、匈牙利三国外长，从地缘上看涵盖了西欧、中欧、东欧，从经济上看包括了较发达和较落后的欧洲国家，四国中除塞尔维亚外均为欧盟成员国，除爱尔兰外均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成员国，集中展现了中欧关系的全貌，彰显了中国改善和发展中欧关系的诚意和努力。

二、爱尔兰有意强化同中方合作

从两国的经贸往来上看，自2012年中爱建立互惠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双边贸易快速增长，目前中国已成为爱尔兰第五大贸易伙伴。事实上，爱尔兰是少数对中国享有贸易顺差的国家之一。2020年度，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爱尔兰仍然向中国出口了价值超过105亿欧元的商品，同比增长18%，仍然实现对中贸易顺差约43.5亿欧元。在中爱会谈中，科文尼也明确表示爱尔兰高度重视推进与中国的务实合作，对中方投资持欢迎和开放态度，希望成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的门户。

从目前成为中欧矛盾关键的人权问题上看，虽然爱尔兰也积极推动外交政策中的人权相关事务，将与中国人权有关的问题列入其议会的议事日程，爱方也时常在国际层面的高级别会议上提请中国处理人权问题。但与欧盟的强硬制裁政策相比，爱尔兰更强调在其影响范围内，在透明度、治理和人权等领域与中国展开对话和交流，而不是有意与中国完全疏远或进行对抗。中爱积极开展高层互动，体现了双方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的积极态度。对于目前中欧关系出现的问题，科文尼表示欧中签署全面投资协定符合双方利益，希望通过坦诚对话克服当前出现的困难。爱尔兰是中方在欧盟内的诚实朋友，也愿做可靠的伙伴，期待欧中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和发展。

以经贸关系为主要发力点，带动政治上的交流与合作，构建战略互信、扩大共识是中爱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下去的关键。

三、中爱携手维护多边主义，助力中欧关系发展

2020年6月爱尔兰当选2021—2022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爱方支持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发挥作用，坚定维护多边主义。而中国历来就强调推进多边主义必须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爱双方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合作，在世界疫情蔓延的形势下共同推动世界卫生组织履行应有职能显示出双方在面对单边主义逆流时的相同立场。中爱双方同意加强在气候变化、维和等领域的协调合作，也反映出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开展协调合作的现实需求。此外，双方在网络安全、航空、地方等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既体现了双方推动具体合作的务实精神，也着眼于对两国关系的整体构建，是稳定中爱关系、促进长远发展必然要求。

除了中爱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强调爱尔兰和中国交流的另一个渠道——爱尔兰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地位也很重要。中欧关系发展目前遭遇困境，很大程度上与欧盟对中国的认知偏见有关，欧盟内部部分成员国不愿正视中国和平发展、寻求互利共赢的事实，拒绝与中国展开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在人权问题上搬弄是非，强行为中国扣上“疫情源头”的帽子，混淆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判断，激化了双方的冲突与对立。爱尔兰是欧盟内部的稳健力量，与爱尔兰进行高层对话有利于增进中欧双方的理解，促进欧盟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取得的发展进步，理性处理对华关系，不被其他大国的私利裹挟而破坏中欧合作的良好发展前景。

爱尔兰外长和其他几位欧盟成员国外长访华表明，主张中欧经济务实合作，互利共赢；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依然是欧洲有识之士的共识，中爱关系发展、中欧关系发展有利于中爱两国利益、中欧双边利益。中欧关系发展难免有分歧和摩擦，中爱关系的发展表明，如果在扩大共识，理性相待的思想下指导下，各国关系发展会更加顺畅；如果刻舟求剑，依然想居高临下，惯于“指导”、“教训”中国，必然会损害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关系和双边利益。时间和实践会让更多的欧洲国家最终对华正确的立场和政策，爱尔兰和其他几个欧洲成员国走在了前面。

廖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合作问题研究

一、引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迅速蔓延至全球，各国不同程度地采取停工停产、封锁边境等措施遏制病毒传播，导致商品、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受阻。加之，近几年此起彼伏的逆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义倾向，各国对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将更加谨慎，基于全球分工的生产体系和贸易格局也将面临重构。自2012年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正式启动以来，双边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深度不断扩展，经贸往来更加频繁，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互联互通规划逐步推进，金融、保险、旅游、教育、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实现了“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的顺利对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对中国—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有益补充，并为“一带一路”地区合作提供了借鉴模式。中东欧各国作为中国与欧盟能量交换的关键一环，对“后疫情时代”中欧贸易的复苏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分析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合作的结构特征与存在的问题，并为如何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中东欧的贸易投资合作提供政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合作存在的问题

第一、贸易投资区域分布严重不均衡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投资存量分布明显失衡。截至2018年底中国在波兰的投资额最多，在波黑的投资额最少。投资额较大的前四位是波兰（20.84%），匈牙利（12.76%），罗马尼亚（12.12%）以及捷克（11.11%），这四个国家的投资额占据了总体17国的五分之三，而其他国家如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投资额仅处于1%以下。前三位国家的投资额是后三位国家获得投资额的近200倍，投资额的明显分布不均与各国所处的投资环境有必然联系。

第二、贸易投资便利化有待提升

中国与中东欧地区投资便利化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基础设施严重老化。在铁路公路、内河运输等交通体系方面，罗马尼亚、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尤为落后，设施不完备不仅影响中欧国际运输，也对中国企业进行投资决策造成很大影响。第二，通关质检过程滞后。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欧物流系统合作取得很大进步。但通关、质检仍存在很多不便，且相关改进措施只在很少一部分国家推进。第三，投资模式有待创新。由于17国中有12个为欧盟成员国，其他5个（阿尔巴尼亚、黑山、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和波黑）也在积极申请加入欧盟的过程中，根据欧盟法律环境的约束，其成员国可以为外来融资提供主权担保的余地较小。对于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东欧国家首选的合作模式是公私合营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和建设-运营-转让BOT (Build-Operate-Transfer)，这两种模式的投资回报周期较长，需要与政府打交道并熟悉相关法律规定，中国企业要积极评估风险和收益，调整适应新的投资模式。

第三、贸易投资潜力有待充分释放

中国—中东欧贸易互补性强，双边合作的贸易潜力巨大。从显示性比较优势来看，中国主要在工业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和杂项制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占中国出口中东欧产品的95%。而中东欧国家相对于中国的比较优势产品主要是农产品、矿物燃料等初级产品以及化学品及有关产品。双方具有产业互补的优势。目前中国—中东欧贸易结构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工业制成品，双方在农产品等领域的贸易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另外，中东欧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等领域亟需合作，而我国在装备制造、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领域具备优势，投资合作的潜力巨大。

三、加强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合作对策建议

针对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合作存在的问题，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构筑新中东欧“大通道”，缩短中国欧盟贸易距离

当前，世界经济力量的变化也对现有国际经济治理格局提出挑战，国家经济力量的变化促使多边机制陷入博弈困境。现阶段，全球经济秩序正处于新旧动能、新旧格局的转换时期，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经济体基于自身利益提出各自的全球贸易领域治理方案，旨在抢夺贸易领域的话语权。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2018年至今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战中，欧盟各国特别是德国、法国、英国等美国的传统盟友反映较为理性，均明确表达了反对贸易保护、贸易限制的立场。构筑新中东欧的“大通道”，缩短中国欧盟贸易距离是促进中欧贸易的关键所在。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中东欧国家成为实现中国与欧盟经济能量交换的最关键一环。目前，明确在“一带一路”架构下进行的“中欧陆海快线”一旦建成，将大大拉近欧洲经济圈和亚太经济圈的距离，“中欧陆海快线”南起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北至匈牙利布达佩斯，比传统航线缩短7至11天运输时间，为中国商品输往欧洲开辟了新的便捷通道。比雷埃夫斯港是希腊最大港口，被称为“欧洲的南大门”。从比雷埃夫斯港出发至中东欧的货运列车，又将比港与欧洲腹地连接，大幅缩短了运输时间。

继续强化“共同体”的战略共识。“打造命运共同体”是“一带一路”赢得广泛国际支持的重要前提。在“一带一路”发展至新阶段，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一定进展的情况下，政府要积极探寻沿线国家的经济战略诉求，利用与沿线国家的产业优势差异，通过对话沟通的方式将中国产业发展意愿与沿线国家战略对接，将建设“共同体”推至一个新阶段，这样可以为中国企业营造更加公平、更加融洽的贸易投资环境，在促进中国企业投资积极性的同时提升沿线国家的社会福利，实现“一带一路”的共赢发展宗旨。

2. 因地制宜因国施策，充分挖掘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潜力

中东欧国家根据经济与地理位置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波罗的海三国，均为高收入国家和发达经济体，它们是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都较为发达。第二类是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与斯洛文尼亚，它们是中东欧地区的工业发达国家。第三类是巴尔干半岛八国，他们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特色产业较为突出。希腊则地理位置优势突出，航运业发达。由于17个国家经济水平发展参差不齐，各国在开放程度，国内营商环境水平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发展诉求也不一致，这些都意味着发展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作要有步骤、有计划采取差异性策略。

鼓励企业根据各国投资环境和资源禀赋的不同，选择其中行业特色鲜明且国际竞争力较强的行业进行投资，在获取资源、技术的同时，也将中国制造和中国技术发扬光大，促进中国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以及世界影响力的提升。积极扩大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规模，增加从中东欧国家进口商品，使双边贸易得到健康平衡发展。过去几年，中国致力于促进中国-中东欧贸易，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举办中东欧特色商品展、召开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博览会、举办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等，将中东欧各国的特色商品引荐到国内，如捷克的水晶制品、保加利亚的葡萄酒和玫瑰精油化妆品、立陶宛的奶制品等，在展会的推动下，这些产品在华知名度得到大大提高。但由于地理距离、产能限制等原因，中东欧国家对华出口潜力还需进一步挖掘。应加速促进双边海关程序的透明化，探索新的跨境合作方式，优先化解阻碍贸易畅通的壁垒和障碍。加强双方在农业领域的合作，推进农产品的深加工贸易。改善中国——中东欧贸易投资环境，推动双方在检验检疫、标准互认等方面取得进展。

3. 健全企业“走出去”服务体系，形成 “国民共进”发展格局

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提升所带来的投资促进效应高于贸易效应，由此可见，中东欧市场对中国企业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为了促进更多地中国企业走向“中东欧”市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第一，树立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健全企业“走出去”的服务体系。由于在“一带一路”市场开拓初期，国有企业基于自身规模及对政府政策的高度敏感性，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领头羊，特别是倡议初期大多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对外直接投资，国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优先实现过剩产能转移。在国企“走出去”的进程中，要摒弃以量取胜的观念，树立创新驱动的发展理念，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加大R&D投入，制定有效的创新人才激励举措；此外，针对中东欧沿线部分国家营商环境不佳，存在较高的投资风险的问题，政府要进一步健全企业“走出去”的服务体系。一方面，在签订国家层面双边协定时要充分考量风险防控问题，特别是政治、宗教方面的风险；另一方面，国内要在金融、财税上政策上对企业加强扶持力度，将企业“走出去”金融风险最小化。第二，促进民营企业“走出去”，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对接17国带来的大市场。民营企业在经营上更接地气，在呼应市场需求上更加灵活，特别是一批 “专精特新”新型中小企业更成为科技创新的黑马。“一带一路”推进初期，国企已然占据先发优势，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打造“国民共进”的新模式。一方面，要正确认识民营企业的优势，支持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对“专精特新”企业在金融和财税政策上给予倾斜，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另一方面，促进民营企业和“先出发”的国有企业构建协同合作的关系，将民企的高市场敏感度与国企的高政策敏感度相结合，实现创新成果高效市场化，使得国企、民企都充分享受“一带一路”的制度红利，最终带动中国产业整体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