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明报》2021年9月13日B6版。已获得作者授权。

中国与立陶宛建交已近30周年，本来两国应当在喜庆气氛下迎接两国建交30周年，令人遗憾的是“中立关系”波折不断，喜庆气氛荡然无存。5月22日，立陶宛宣布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7月，立陶宛官方公然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此举直接挑战一个中国原则。8月10日，中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中立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8月27日，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议会及欧洲议会的外委会主席罔顾是非曲直，公然颠倒黑白，发表支持立陶宛和谴责中国的联合声明。

立陶宛对华关系的变化与国际形势变化的大背景密切相关。近年来，国际秩序进入了剧烈变动期，西方国家对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履行其竞选诺言，奉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动用各种手段遏制中国，中美关系走向恶化。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爆发使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两国战略互信丧失殆尽。特朗普政府推动美中脱钩，美中对抗涉及到诸多领域，从贸易到技术，从教育到媒体，从人权到安全。美国竭力向其欧洲盟友散布中国威胁论，呼吁欧盟与美国合作对抗中国。

特朗普政府试图拉拢中东欧国家对抗中国，使中东欧国家成为新冷战的前沿阵地。特朗普政府与中东欧国家签署5G安全协议，禁止中国公司参与5G网络建设。202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为行将访台的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Miloš Vystrčil）撑腰打气，赞许维斯特奇尔的“勇气”。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视台湾为遏制中国大陆的走卒，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繁。特朗普政府在卸任前宣布取消美台官员的往来限制，拜登总统邀请台湾当局驻美代表出席总统就职典礼。今年4月，美国国务院公布新版对台交往准则，放宽与台湾的往来。5月，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推出一项加强美国同台湾关系的法案，鼓噪美国国务院与台湾磋商，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驻美国台湾代表处”。

近年来，欧盟一方面面临英国脱欧危机，另一方面试图重新界定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2019年3月欧盟出台新的对华战略，将中国定位为欧盟的“合作伙伴”、“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对手”。同月欧盟出台投资审查规章。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将其领导的欧盟委员会界定为“地缘政治委员会”。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希望欧洲与美国合作，遏制中国的影响，欧洲面临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的压力。在国际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欧盟开始追求“战略自主”。欧盟对华政策试图追求价值与利益的平衡。

在西方国家对华关系消极因素增加的背景下，立陶宛的对华政策出现反转。首先，立陶宛对华认知发生变化，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2019年，立陶宛国家安全部和军情部门发布的《2019年立陶宛国家威胁评估》报告首次将中国列为国家安全威胁。2019年之前，立陶宛对中国投资克莱佩达港（Port of Klaipeda）扩建抱有很大期望。但到2019年立陶宛的态度发生变化，新当选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Gitanas Nausėda）强调对中国的投资需要仔细考虑，因为中国投资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2020年立陶宛国家威胁评估》报告视俄罗斯和中国为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2021年立陶宛国家威胁评估》报告指摘中国利用疫情扩大在立陶宛和其他国家的影响。报告认为中国奉行口罩外交，控制疫情相关的叙事。

其次，立陶宛不惜以反华行为取悦美国，吸引美国关注。立陶宛作为北约成员国，其安全依赖于北约。乌克兰危机后，立陶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希望强化美国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存在，应对俄罗斯的威胁。立陶宛智库学者为美国保持对立陶宛的关注出谋划策，其中涉及阻止中国在欧盟影响的扩大。2021年，美国对外政策研究所与立陶宛东欧研究中心合作联合发布报告《重构立陶宛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Reconceptualizing Lithuania's Importance for U.S. Foreign Policy）。报告认为，立陶宛的重要性将不再那么依赖于俄罗斯层面和欧洲-大西洋联盟在后苏联空间的进一步扩大，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它在欧洲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帮助美国的亚洲事务再平衡，并为能源、供应链和环境安全做出贡献；现在的挑战是将中东欧，特別是波罗的海国家（包括立陶宛），定位为能够支持美国议程的重要地区。

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立陶宛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以反华行为讨好美国，吸引美国的关注。美国日益利用台湾作为遏制中国大陆的棋子，立陶宛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以此挑战大陆的核心利益。民进党当局也闻风而动，趁机拓展“国际空间”。在中国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声援”立陶宛，谴责北京的“报复性决定”。8月2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通电话，布林肯表示声援立陶宛，兰茨贝吉斯表示“赞赏美国对立陶宛的大力支持和特殊的政治和外交声援，同时抵制来自威权政权的压力并捍卫民主价值观”。

最后，2020年立陶宛的政府更迭加速了对华关系的恶化。立陶宛大选提升了以祖国联盟（Homeland Union）为核心的中右翼联盟的影响力。中右联盟在竞选中提出立陶宛要实行“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立陶宛新政府倾向于对中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等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对所谓“共享自由民主价值”的台湾则抱有亲近感。4月，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吉斯透露，立陶宛基于人权、民主和法治原则评估对华关系。正是中右联合政府推行价值观外交，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立关系”才陷入困境。

中欧关系是21世纪最为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一，不仅涉及中国与欧盟诸多机构的关系，而且涉及与成员国的关系。中国与某个欧盟成员国关系的恶化，并不意味着中欧关系的整体恶化。虽然中欧之间的相互制裁增加了双边关系的困难，《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暂时搁置，但是中欧合作的动力犹在，中欧在推进务实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转型、应对新冠疫情，以及维护国际秩序稳定上，仍具有共同利益。处理多领域、多层次、多种关切的复杂的中欧关系，需要中欧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年9月的德国大选和明年4月的法国总统选举，有可能为中欧关系带来新的变量。在国际秩序剧烈变动的背景下，发展稳健的中欧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欧盟个別成员国的不智之举不应当阻碍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