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友孙：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发展迅速，它们积极参与政治、表达诉求，而参加议会选举是其参与政治并力图影响政府政策的重要渠道之一。经过约30年的发展，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出现了分化，有的发展稳定，通过议会选举进入议会；有的长期无法迈过议会当选门槛；还有的则由于缺乏支持者而融入其他政党或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已有研究对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兴衰原因的解释侧重于国家的选举制度、当选门槛、少数民族的聚集程度、欧洲一体化的影响等，但这些解释仅仅揭示了少数民族政党兴衰成败的外因。事实上，少数民族政党的目标、意识形态、组织力量等自身因素也对其兴衰成败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 议会选举 意识形态 组织力量 

根据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的观点，“少数民族政党”（Ethnic political party）是指“受到某个（些）特定族群绝对多数支持并代表其利益的政党”。该定义确立了族群政党的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受到某个（些）特定族群的绝对多数的支持；二是代表该族群的利益。不过，第一个条件显然门槛过高，因为按照这个条件，每个少数民族最多只能产生一个民族政党，这显然有违常识。因而，笔者认为该条件有必要调整为：以某个或某些少数民族为选民基础而建立的政党。冷战结束后，少数民族在冷战期间被压抑的诉求迅速转化为政治参与的动力，它们以各自的民族为基础，组建少数民族政党并积极参与政治，成为中东欧政党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也使中东欧成为世界上少数民族政党密集、参政活跃的地区之一。

经过约30年的发展，少数民族政党发生了较大分化。总体来看，在冷战结束后的三个十年中，少数民族政党的影响及其在议会选举中的成功程度呈递减趋势，大多数长期不温不火，有的并入其他政党，有的消失在历史舞台，但也有一些少数民族政党长期在议会选举中保持着较高的得票率。已有研究主要从外因角度探讨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的兴衰成败，本文力图从少数民族政党自身因素，即内因方面进行探讨。

一、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政治参与表现

在冷战结束后的前20年里，特别是在第一个十年里，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个族群的政党：（1）保加利亚土耳其人的民族政党，例如权利与自由运动（Movement for Rights and Freedoms），自由与尊严人民党（Freedom and Dignity People’s Party)，责任、团结与宽容民主党人（Democrats for Responsibility, Solidarity and Tolerance）；（2）波罗的海国家的俄罗斯人政党，例如爱沙尼亚中心党（Estonian Centre Party），宪法党（Constitution Party），爱沙尼亚俄罗斯人党（Russian Party in Estonia），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和谐”（Social Democratic Party “Harmony”），拉脱维亚俄罗斯人联盟（Latvian Russian Union），立陶宛俄罗斯人联盟（The Lithuanian Russian Union)；（3）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塞尔维亚等国的匈牙利人政党，例如罗马尼亚匈牙利人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 Hungarians in Romania），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人民党（Hungarian People's Party of Transylvania)，塞尔维亚的伏伊伏丁那匈牙利人联盟（Alliance of Vojvodina Hungarians），斯洛伐克的桥党（Most-Híd），匈牙利人联盟（Party of the Hungarian Coalition）；（4）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党，例如独立民主塞尔维亚（Independent Democratic Serb Party)，多瑙河塞族人党（Party of Danube Serbs），塞族人民党（Serb People’s Party) 等；（5）黑山、北马其顿、塞尔维亚等国的阿尔巴尼亚人政党，例如黑山塞族人民党（Serb People's Party)、阿尔巴尼亚人民主联盟（Democratic Union of Albanians），北马其顿的一体化民主联盟（Democratic Union for Integration)，塞尔维亚的民主行动党（Party for Democratic Action）；（6）广泛存在于中东欧的罗姆人政党，例如保加利亚的欧洲罗姆人政治运动（Political Movement EuroRoma)，马其顿罗姆人联盟党（United Party of Romas in Macedonia），罗马尼亚的罗姆党（The Party of Roma），克罗地亚的罗姆公民倡议（Roma Civic Initiative)，捷克的罗姆民主社会党（Roma Democratic Social Party)等。这些政党除了北马其顿的一体化民主联盟（2001年），保加利亚的欧洲罗姆人政治运动（2002年），捷克的罗姆民主社会党（2005年），斯洛伐克的桥党（2009年），保加利亚的自由与尊严人民党（2011年），责任、团结与宽容民主党人（2016年）、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人民党（2011）外，其余政党均成立于1989—1999期间。

 大多数少数民族政党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议会选举，借此争取选民、扩大知名度，如果能够迈过议会“当选门槛”（electoral threshold），就能获得议会席位甚至政府高层职位，甚至可能执政或参与执政联盟。从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议会参选得票率来看，在冷战结束后三个十年里，除个别政党外，多数少数民族政党呈下降趋势，即使相对较为成功的政党，例如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民主联盟、保加利亚的权利与自由运动、斯洛伐克的桥党等总体上也是如此。这背后的逻辑是，在第一个十年里，一些基本的民族权利或利益，如语言权利、族群自我认同权利、教育权利和其他文化权利逐渐得到满足，随后民族政党的选民基础有所削弱。因为民族身份仅是选民的多个身份之一，当民族诉求得到基本满足时，少数民族选民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其他反映自己诉求的主流政党而非少数民族政党。例如，波罗的海国家的俄罗斯族和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的语言、文化权利得到初步解决，而更高的诉求——民族自治或自决又难以实现，民族问题的吸引力、重要性明显下降，这使来源于这些少数民族的政党在第二个、第三个十年里边际效益递减，很多少数民族政党只得靠联盟求生存，例如爱沙尼亚宪法党就在2008年和几个政党联盟组建了爱沙尼亚联合左翼党（Estonian United Left Party）。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和谐”也是在第二个十年后期开始，由民族和谐党（National Harmony Party）、新中心（New Center）、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 of Latvia）、陶格夫匹尔斯城市党（Daugavpils City Party）等经过多年逐步融合、联盟而成。

二、已有研究对少数民族政党兴衰原因的阐释

学术界对活跃于中东欧政治舞台的少数民族政党的兴衰原因进行了分析，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举制度的影响。有学者从选举制度的角度来分析少数民族政党的议会竞选表现，认为这些政党在比例选举制度中的表现明显优于多数选举制和混合选举制。玛丽亚·斯皮罗娃（Maria Spirova）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少数民族政党政治参与进行了研究，认为比例选举制有利于包括少数民族政党在内的所有小党，但少数民族政党代表的族群规模及其活力也发挥了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选举制度的作用。罗伯特·莫泽（Robert G.Moser）对俄罗斯少数民族政党的政治参与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少数民族政党在多数选举制中总体上虽然比比例选举制中表现更好，但在同样的选举制度下，不同族群的政党表现不一样。那些融入程度更高、地理上更加分散的少数民族政党在比例选举制和多数选举制中表现均好于融入程度低、地理上集中的少数民族政党。在俄罗斯，民族在联邦主体的分布状况也是影响少数民族政党选举表现的重要的体制性因素。

二是“当选门槛”的限制。有学者注意到，政党进入议会的“当选门槛”是影响少数民族政党兴衰的重要原因，而中东欧国家议会的“当选门槛”一般较高，降低了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政党进入议会的机会，从而影响了它们的整体发展。

三是族群聚集程度的影响。丹尼尔·博赫斯勒（Daniel Bochsler)在研究1990—2007年期间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的议会选举表现后指出，虽然少数民族政党所代表族群的人口对其兴衰存在影响，但族群的聚居程度会极大地影响少数民族政党的表现，那些聚居程度较高的少数族群比散居少数族群在议会竞选中表现更好，如果选区划分正好和少数族群聚居地重叠，则效果更佳，北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族政党就是一个成功案例，而人口更多但散居的罗姆人、土耳其人为基础的政党则未能获得同等程度的成功。

四是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欧洲一体化将很多原本属于国家的权力上移至超国家机构，这对于少数民族政党来说，获得了更多影响政策决策的途径，也有助于加强少数民族政党的合法性。也有学者提出，欧盟的团结政策和地区政策给予了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更多的资金支持，有助于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的发展。

五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弗洛里安·比伯（Florian Bieber）的研究表明，虽然比例选举制和较高的当选门槛结合在一起，不利于少数民族政党获得选举成功，但是少数民族政党所代表族群的人数、聚居情况对这些政党的兴衰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由于中东欧地区大多数大型少数族群聚居程度较高，无论选举制度如何，这些族群的少数民族政党均表现不错。雷恩·塔吉佩拉（Rein Taagepera）认为，比例选举制结合较大的选区划分，是少数民族政党获得政治成功的最佳制度。奥莱·普罗西克（Oleh Protsyk）和伊昂·奥索安（Ion Osoian）通过对摩尔多瓦少数民族政党的研究发现，多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促使少数民族政党成功，这些因素包括：少数民族拥有的较大人口规模、少数民族政党在转轨初期的政治动员状况、摩尔多瓦政治制度的民主开放程度、选举制度等。詹姆斯·丹顿(James Denton）解释了保加利亚罗姆政党未能获得较多选票的原因：罗姆人并不总是作为一个集团投票，也不一定支持代表他们的政党或候选人。

六是少数民族政党自身因素的作用。在阐释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兴衰成败原因时，多数研究侧重于关注“少数民族”聚集情况、人口情况或国家的选举制度等外部因素，只有个别学者从少数民族政党自身因素，如政党的特点、意识形态、目标、成立时间和组织实力等进行了分析。艾地纳·瑟奇克(Edina Szöcsik)发现，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政党匈牙利人民主联盟和塞尔维亚的匈牙利人联盟（Hungarian Coalition）都积极投身于保护匈牙利语、促进公共当局使用匈牙利语、实现匈牙利人文化自治的活动，但由于塞尔维亚的匈牙利人联盟比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民主联盟更加激进，而未能获得与后者同等的成功。马科·哈伊丁扎克（Marko Hajdinjak）注意到，保加利亚的人权和自由运动积极支持自由民主、推动种族、宗教宽容与平等，加强民族团结的政策等，有利于它获得成功。马缇纳·瓦休泰伊（Martyna Wasiutaj）分析捷克少数民族政党后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为适应政治、经济转轨的时代需要进行了族群动员，普遍较为成功；当中东欧国家进入民主巩固阶段时，少数民族政党开始分裂为激进政党和温和政党，那些温和政党更容易成功。

可见，多数研究强调少数民族政党成败的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固然重要，但如果忽视对少数民族政党自身因素的研究，会出现两个方向性问题：其一是会形成某种对少数民族政党的“预定命运”，即少数民族政党的兴衰是由它们完全无法控制的因素预先决定的；其二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外在条件相同或者类似的情况下，有的少数民族政党比另一些少数民族政党更为成功。本研究就是力图弥补这方面不足，尝试进一步深化内因研究的。

三、研究对象：15个少数民族政党的选择标准

本研究按照以下标准选择研究对象：（1）以某个少数民族或某些少数民族为选民基础,将推进民族利益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的中东欧政党；（2）成立时间在1989—2019年期间；（3）至少单独或者作为政党联盟的主体部分参加过两次以上议会选举；（4）少数民族政党所代表的族群在该国人口占比等于或高于该国的当选门槛，因为来自人口较少族群的少数民族政党较少参加议会选举，或者在议会选举中很难超越当选门槛并赢得议会席位。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的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共有15个（见表1）。

表1  符合选择标准的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

在这15个少数民族政党中，五个是相对成功的政党，它们自成立之后参与了几乎所有的议会选举,并在半数以上的议会选举中迈过了“当选门槛”而进入了议会，这五个政党分别为：保加利亚的权利与自由运动、爱沙尼亚中心党、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和谐”、匈牙利人民主联盟、斯洛伐克的桥党。其余十个政党虽然在成立之后也积极参与议会选举，但在大多数选举中未能超越“当选门槛”而无法进入议会，为相对不成功的政党。

四、影响少数民族政党表现的内因分析

从少数民族政党自身来看，其目标、意识形态、组织力量等都会对其兴衰成败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拟从这些内在因素出发，探索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少数民族政党在自身特点方面存在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哪些因素对政党的兴衰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政党目标

政党目标一般是指争取选票、获取公共职位、成为执政党或参与执政联盟、寻求有利于自己的政策等。但少数民族政党有区别于一般政党的族群利益目标，即少数民族政党必定会追求实现某种民族权利或特殊身份、地位。从少数民族政党目标的性质来看，大致可以分为“温和目标”和“激进目标”两类。有“温和目标”的少数民族政党主要关注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权利、社会经济利益、平等、反歧视等，通常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来实现目标。而持“激进目标”的少数民族政党往往追求“少数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地位”“政治自治”“领土自治”“民族自决”，甚至“民族分离”，或有强烈的民族独立主义倾向，与母国保持非常紧密的政治关系，倾向于采取激进甚至极端手段实现目标。

从各政党的党章、党纲和政策来看，在上述15个少数民族政党中，持“激进目标”的少数民族政党主要有六个：捷克的摩拉维亚人党、爱沙尼亚的宪法党、爱沙尼亚俄罗斯人党、拉脱维亚俄罗斯人联盟、匈牙利人民主联盟、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人民党。例如，根据摩拉维亚人党党纲，该党的主要目标是“根据摩拉维亚民族自决原则，摩拉维亚人党主张通过在摩拉维亚教区的领土范围内恢复摩拉维亚立法议会来实现摩拉维亚的独立”。再如，拉脱维亚俄罗斯人联盟在2002年的选举纲领中表示：必须加强与包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内的所有邻国的良好关系；要求国家在至少20%的俄罗斯人居住的城市中，必须赋予俄罗斯语以官方语言地位；拉脱维亚人应无条件获得国籍。而且，该党支持2014年3月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行为，并在随后的顿巴斯战争中采取了亲俄立场；2014年8月还与克里米亚俄罗斯统一党（the Russian Unity）签署了合作协议，以“加强俄罗斯人世界的联合”。

此外，几乎所有罗马尼亚匈牙利政党都有明显的激进倾向，即使是相对温和的“匈牙利人民主联盟”仍可以划入“激进目标”政党的类别。该党党纲规定：最重要目标是保护和发展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族群；在匈牙利族较小和较弱的区域实行文化自治，对于生活在主体聚居区域的匈牙利人实现领土自治和民族自决；匈牙利人在私人和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有权使用母语；匈牙利人有权以母语接受教育；实现匈牙利人对所有匈牙利教育和文化机构的自我管理。

其余少数民族政党的目标明显较为温和。例如，根据欧洲罗姆人政治运动党章，该党主要目标为：使所有贫困家庭的儿童接受教育，不论其族群出身如何；保障贫困人口获得健康服务；促进就业和增加收入；打击各种形式的族群歧视；保障少数族群在各层级政府中的代表性；巩固保加利亚公民社会；促使保加利亚融入欧盟结构等。这些目标均为文化、社会领域的温和目标，没有任何关于“领土自治”“自决”或其他激进目标，更未采取激进手段实现目标，因而，这些政党属于“温和目标”少数民族政党。

在15个政党中，九个温和目标政党有四个较为成功，五个相对不成功；而六个激进目标政党唯独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民主联盟”较为成功，其余五个影响力始终较小，也很少能进入议会。这表明，“温和目标”相对更容易获得选民的支持，而“激进目标”却有大概率导致少数民族政党失去选民支持。

（二）意识形态

一般来说，政党的意识形态大致可以分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和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即左、中、右三种意识形态分野。自由主义政党一般支持自由、平等、有限政府、个体权利、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民主、世俗主义、性别平等、族群平等、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国际主义等；保守主义政党一般持有传统价值观，强调社会秩序、等级体制、维护权威、亲近宗教、代议民主，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和持续；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在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国家干预，实现社会正义，主张代议民主和参与式民主。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中东欧少数民族政党的意识形态分为五类：（1）左派。左派少数民族政党支持社会平等、社会正义和平等主义，反对社会等级制度和不平等。（2）右派。右派少数民族政党认为社会秩序和等级制度是必要的、自然的、正常的甚至是可取的，它们强调维护现有资本主义制度而非进行改革。（3）中间派。它的政治观点温和，支持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等级制度之间的平衡，同时反对任何重大的政治转变——不论是向左或向右。（4）中左派，或称“温和左派”，介于中间和左派之间。（5）中右派，或称“温和右派”，介于中间和右派之间。

政党的意识形态常常体现在党章、党纲和党的竞选宣言等重要文献之中。例如，欧洲罗姆人政治运动的党章指出，该党是一个中左政治实体，寻求联合保加利亚左派并确保社会民主主义的实现。爱沙尼亚中心党的党纲指出它是一个中左派别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富裕和壮大的中产阶级，作为其选民基础；在经济方面主张社会市场经济；既要保证国家权威，又要保障人权；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实现所有人的平等。

同理，根据政党的党章、党纲和一些相关数据库对政党的意识形态归类，拉脱维亚俄罗斯人联盟为左派政党；社会民主党“和谐”、立陶宛俄罗斯人联盟、爱沙尼亚宪法党、爱沙尼亚俄罗斯人党、爱沙尼亚中心党、欧洲罗姆权利政治运动等六个为中左派政党；权利与自由运动、自由与尊严人民党、桥党、匈牙利人民主联盟等四个为中间派政党；立陶宛波兰选举行动、匈牙利人联盟、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人民党为中右派政党；摩拉维亚人党为右派政党。

可见，大多数少数民族政党意识形态集中在中左派、中间派、中右派三个阵营，其中五个成功政党有四个属于中间派，一个属于中左派，即意识形态向中间派靠拢更容易获得支持。

（三）组织力量

政党组织力量包括政党组织的完整性、组成人员尤其是领导人的组织能力、影响力、政党内部凝聚力等。关于少数民族政党兴衰的已有文献中，几乎没有关注到组织力量这个因素。然而，对于影响力相对较为局限的少数民族政党来说，组织力量对吸引选民、提高知名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观察少数民族政党的组织力量：领导人与分支机构情况。在少数民族政党领导人方面，主要看主要领导是否在国家机构中较为稳定地（一年以上）担任过议会议员、副部长以上或其他相当职务、地方主要领导人等；在分支机构方面，主要考察该党是否在全国一半以上的行政区划中具有稳定的分支机构。如果这两个方面都是肯定的，则该少数民族政党具有“强组织力量”；如果只有一个方面是肯定的，则该少数民族政党具有“中等组织力量”；如果两方面都是否定的，则该少数民族政党仅具有“弱组织力量”。

以匈牙利人民主联盟为例，该党第一任主席多莫科什·盖佐（Domokos Géza）曾担任过国家级出版社的社长，在与主流政党接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任党主席亨诺·凯莱曼（Hunor Kelemen）是罗马尼亚知名政治家和匈牙利语作家，自2000年以来一直为罗马尼亚众议院议员，并被提名参加了2009年总统选举，获得了3.8%的有效选票。2009年12月至2012年5月，他担任罗马尼亚文化部长。在党的分支机构方面，该党在罗马尼亚42个地方行政区划中的27个建立了组织完备的地方党组织。再如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联盟也具有较强的组织力量，2007—2010年，该党主席帕尔·萨基（Pál Csáky）任职斯洛伐克副首相；2010—2016年，党主席约瑟夫·拜雷尼（József Berényi）任斯洛伐克地区发展部部长。该党在斯洛伐克八个州均有地方党组织，因此属于“强组织能力”政党。此外，权利与自由运动、中心党、桥党、社会民主党“和谐”等四个政党也属于“强组织力量”政党。

“中等组织力量”少数民族政党共有四个。立陶宛波兰选举行动具有较强的领导人集体。党的主席维尔德玛·托马舍夫斯基（Valdemar Tomaševski）先后担任过地方领导人、立陶宛议会和欧洲议会的议员，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但该党分支机构较少。欧洲罗姆人政治运动领导集体不够强大，但它在保加利亚所有28个一级行政地方都有完整的分支机构。拉脱维亚俄罗斯人联盟有较强的领导集体，该党实行“双主席”制，两位主席米洛斯拉夫·米特罗法诺夫（Miroslav Mitrofanov）、塔季扬娜·兹达诺卡（Tatjana Ždanoka）分别担任拉脱维亚议会议员和欧洲议会议员；该党具有26个分支机构，属于较强的地方组织，但由于未达到拉脱维亚地方行政区划的一半，因而也仅归类为“中等组织力量”少数民族政党。保加利亚自由与尊严人民党领导人奥尔罕·伊斯梅洛夫（Orhan Ismailov）担任保加利亚国防部副部长，具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但该党无完善的地方党组织，因而属于“中等组织力量”政党。

爱沙尼亚宪法党、摩拉维亚人党、爱沙尼亚俄罗斯人党、立陶宛俄罗斯人联盟、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人民党等五个政党既没有较为强大的领导人，也没有建立多少地方分支机构，因而都属于“弱组织力量”政党。

在15个少数民族政党中，六个具有“强组织力量”的政党有五个获得了成功，而四个“中等组织力量”和五个“弱组织力量”的少数民族政党均未获得成功。因此，从组织力量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政党要获得成功需要很强的组织力量。中等组织力量的少数民族政党若希望获得更大成功，需要加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影响力和党组织在全国的覆盖面。

五、结语

由上述分析可知，少数民族政党要想稳定地获得选民支持,从而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超越“当选门槛”的选票,需要满足多方面的条件。在成功的五个少数民族政党中，全部满足了“强组织力量”这个条件；四个在意识形态方面属于“中间少数民族政党”；四个属于“温和目标政党”。相对来说，少数民族政党要吸引主体民族的选民，难度较大，而要稳固地获得来源民族的选票，也需要付出多方面的努力。从政党自身因素来看，那些试图确保较好的选民基础，从而在议会选举中有所斩获的少数民族政党，需要注意保持“温和目标”，意识形态向中间靠拢，并大力加强党的组织能力建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联盟，它具备了强大的组织力量，追求温和目标，意识形态为“中右”，几乎具备了少数民族政党“所有成功的要素”，但它自从2010年以来连续四次未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此，笔者认为，恰恰是因为斯洛伐克匈牙利少数民族政党桥党的存在，阻止了另一个目标类似、意识形态接近、组织同样强大的匈牙利人政党的成功，因为两个相似少数民族政党的竞争，极大地分散了选票。受此影响，在2020年议会选举中，甚至连桥党也第一次在议会选举中未能迈过5%的当选门槛。因此，在少数民族政党的时代红利丧失的今天，为了实现政治目标，意识形态相近、目标温和、组织强大的少数民族政党之间应尽量避免内部分化和内部竞争，联合自强是确保影响力的重要策略。

平台编辑 | 段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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