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非自由”的兴起是近年来中东欧地区重要的政治现象，民粹主义思潮兴起和民族主义再次抬头的大背景，反映了当代中东欧地区自1989年以来以自由主义为模板的民主转型的危机。“非自由”本质上是民族民粹主义，左、右翼政党之间的分歧已被民族主义的保守派和亲欧自由派之间的分歧所取代。西方国家对“非自由”批评是为了维持自己在中东欧地区的利益与霸权，而“非自由”中东欧地区国家则尝试摆脱西方的控制，夺回民族国家，改造自由主义的国家机构，开辟自己的民族道路，这也是对欧盟民主政治空心化的反抗。

关键词：“非自由”；民族民粹主义；民主空心化；中东欧

在中东欧地区，成功的民粹主义政党大多由右翼的民族主义者组成(例如匈牙利的青民盟和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在这一地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紧密联系或相融的。在欧洲难民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背景下，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势力正在重塑中东欧地区各国的政治格局，也重新开启了欧盟内东西部的分裂，使新自由主义化的欧盟陷入瘫痪，甚至面临解体的威胁。那么，中东欧地区“非自由”表象下的本质是什么？这些民族民粹主义有什么特征？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本文将探讨如何界定与分析中东欧地区的“非自由”民粹主义。

一、“非自由”是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的变种

欧洲民粹主义的“威胁”主要来自中东部地区。东欧剧变后，反共产主义的中左翼精英主导了各国的民主政治转型。在20世纪90年代，“典型的激进民粹主义政党是一个代表普通民众的‘净化者’，在过渡时期的动荡中首当其冲，与一个据称……腐败的共产主义失败后的自由主义体制进行孤军奋战，大多不成功”。几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应对过渡时期的紧迫困难，将民粹主义诉求与民族主义、威权主义、金融民族主义和福利沙文主义结合起来”。“那些尚未因参与政府而受到玷污的政党……可以吸引人民反对所谓的腐败和无能的主流精英。这些政党将强调改革政治机构的必要性，为民主表达创造新的渠道，解决腐败问题，取代低效和无能的精英，并为新的政治角色提供执政机会。”如大罗马尼亚党(Greater Romania Party)和斯洛伐克民族党（Slovak National Party）代表反犹、反罗姆人、反匈牙利人和本土沙文主义，代表“人民的利益反对外国金融组织、外国政府和与它们合作的国内精英”。Ibid.一些极端的右翼民族主义小党未能巩固，例如，匈牙利真理与生活党（Hungarian Truth and Life Party）、保加利亚民族激进党（Bulgarian National Radical Party）等。

21世纪头十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右翼民族民粹主义兴起，运用反建制的言辞代表了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激进批评。中东欧地区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后，左翼改旗易帜，其领导精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转型及其现代化改革，并与自由主义达成“后政治共识”。自由主义民主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导政治体制，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精英与民粹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因此，无论是在本国内还是在欧盟，基本上政治精英们对新自由主义主导权造成的全球和地区不平等不仅不批判，而且还紧紧跟随其后。这种对“改革派的愤怒”（reformist anger）让社会不堪重负。中欧大学教授贝拉·格雷什科维奇（Béla Greskovits）认为，(1998年)东欧的形势达到了“忍耐的极限”。事实上，根据他的说法，在共产主义失败后的十年里，在激进地转向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同时，东欧人也克制了暴力抗议。右翼找到了与民族民粹主义的契合点，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从未失去这种契合点，并在这种愤怒的基础上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同样,在政治上，东欧人慢慢转向抗议投票，并通过民主制度表达他们的诉求。华沙社会人文大学副教授本·斯坦利（Ben Stanley）补充说:“在转型的第二个十年里，出现了一波新的激进民粹主义者，他们受益于选民的‘转型疲劳’与对主流政党的觉醒与失望。”波兰家庭联盟（League of Polish Families）、保加利亚阿塔卡联盟(National Union Attack)和匈牙利尤比克运动(Jobbik)等代表了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力量。最成功的是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和匈牙利青民盟—匈牙利公民联盟，这两个政党展现了全新的右翼民粹主义面貌，已经成为各自国家的主流政党与执政党。这些政党主张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拒绝自由主义式的民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宣布他的政治体制是“非自由”民主，其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立“非自由”的、反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右翼民粹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替代方案出现并传播开来。在俄罗斯普京“主权民主主义”替代西方自由秩序的发展模式十年后，引领这一趋势的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波兰紧随其后。时任欧委会主席容克半开玩笑地称他们为“独裁者”。2014年，欧尔班在图斯纳德富尔多发表演讲后，他想要建立一个“非自由”国家的想法变得非常明确，这是一种不同于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同年12月，卡钦斯基和欧尔班在塔特拉山会面，共同促成“非自由民主”，即在国内恢复“人民主权”，在欧盟收回国家主权。对欧尔班来说，“非自由”是寻求强大的行政权力，认为制衡、宪法法院和其他政治中立的机构对“人民的主权”施加了过度的限制，用卡钦斯基的话来说，它们是敌人。这更接近卢梭的“共同意志”，而不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2013年，曾担任匈牙利总统和宪法法院首席法官的绍约姆·拉斯洛(Solyom Laszlo)对此表示遗憾，“法治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极端主义和‘非自由’政党的霸权”。这种来自西方的批评蜂拥而至，而且口径一致。事实上，欧尔班希望的完全不同，“我们将试图找到一种不同于西方世界所接受的教条意识形态的社会组织方法，一个崭新的匈牙利国家，有能力使我们的社会在未来几十年的全球竞争中再次成为强劲的对手”。

同时，他们强调非制度化的“人民”概念，即“民粹主义者断言或假设存在一种独特的、道德上享有特权的认识或意志，而这种认识或意志并没有通过正式的民主选举机构体现出来”。民粹主义领袖的作用是代表人民做人民想实现的事。如果自由民主的政府机构阻碍了民粹主义领导人履行其职责，那么它们就必须被搁置一边。民粹主义领导人不信任所有挡在他们和人民意愿之间的自由民主制度。因此，许多中东欧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公开反对自由主义的宪法法治秩序，明确拒绝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体现为像欧尔班和卡钦斯基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人成功地将政治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在反对自由主义方面，他们比中东欧的大多数民粹主义者走得更远。

其次，各种民粹主义发展模式逐渐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即将经济保护主义与左翼社会福利政策相结合。民粹主义者反对转型时期将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混为一谈的主流论调，认为经济成功不需要自由的政治秩序，并将印度、新加坡、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列为可以给匈牙利带来灵感的国家。在2010年大选获胜后,欧尔班在几次演讲中表示，“风正从东方吹来”。他将俄罗斯列为政治发展的合适模式，区别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政策，采取了“东风”政策（eastern winds）。他指出，匈牙利不会成为布鲁塞尔（欧盟）的经济殖民地，而会发展成一个“工作福利”国家。正如他所说，是时候“尊重基督教、自由和人权”，并打击境外接受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了。“非自由国家”是时候崛起了。为了保持匈牙利的竞争力,必须减少对国际债务的依赖,这些债务会附带政治条件，阻碍民族国家的决策。他们必须更加关注制造业，为体力劳动者提供体面的工作。他引用了匈牙利谚语对孩子们的建议:“努力学习，否则你老了以后还必须工作。”

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的经济政策聚焦于让生活和工作更安全——支持工人和工会。它的两项主要政策建议是每月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18岁以下子女的父母支付500兹罗提，将退休年龄从67岁改回到60岁。这些经济上的变化是保守政治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建立在一套道德价值观的基础上，是为保护波兰民族服务的。

再次，恢复和强化保守的意识形态，加上中左翼精英的软弱性，导致了民粹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大力讨伐。正如波兰学者莱谢克·科恰诺维奇所言，法律与公正党“不仅要改变某些外部条件，还要完成心理的全面再创造，并从根本上重新引导社会思维的轨迹”。这个民粹主义的特征在穆勒看来是道德上的反多元化。欧尔班和卡钦斯基声称,“他们，只有他们，代表人民”。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没有对手，只有叛徒，他们只关心“自由”精英的利益，不关心普通的波兰和匈牙利人民，因而失去合法性，虽然在道德上的反多元化是一个相对标准的民粹主义修辞，但在中东欧地区，它有着不同的内涵。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罗杰斯·布鲁贝克指出，北欧和西欧的民族主义已经从民族主义转向了“公民主义”。来自伊斯兰教的威胁推动了这一概念的转变，身份/认同政治挑战了过去亲欧洲精英的自由主义共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强调，“自由民主的时代已经结束”，并宣布成立一个议会委员会，继续监督“试图在匈牙利获得影响力的外国人”；“我们正在建立一种精神上的‘铁穹’防御系统，它不会被任何人攻破”。普林斯顿大学格鲁金斯卡-格罗斯认为，这种“非常传统的保守政府风格在波兰、匈牙利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复兴，包括极端右翼运动，在波兰还有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活”。耶鲁大学伊万·塞勒尼和中欧大学塔马斯·奇洛格指出，这种向“非自由”和威权主义的转变也是一种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即强调爱国主义、宗教和传统家庭价值的传统主义/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他们认为，政治上的反自由主义、经济上的国家主义和保守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构成了中东欧地区新秩序的基石——受监督的“非自由资本主义”（a managed illiberal capitalism）。根据拉克劳和墨菲的民粹主义定义，中东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成功地从中左翼手中夺走了批判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欧盟新自由主义制度的主导权。

二、中东欧地区“非自由”的本质是民族民粹主义

民族主义一直是东欧政治历史传统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民粹主义也是如此。比利时学者德克林提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实践和概念中是密切相关的。民粹主义政治的许多典型都是民族主义，包括民粹主义激进右翼和大多数拉美左翼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往往包含民粹主义成分。”中东欧地区自由主义民主转型激发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同时它们也具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势力以民粹主义话语为政治基础，欧尔班等人倡导的“非自由”本质是民族主义。

波兰华沙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学者斯坦利将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的分类应用于民粹主义研究，指出:“政治企业家在寻求选举支持时，有明显创造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动机，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于特定的政治诉求模式。”他补充说:“……转型改革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以及这些改革所产生的多种怨恨和不确定性，为其他人提供了机会，创造简单而令人信服的、可谴责的、具有团结和道德慰藉的叙事。对于政治家来说，民粹主义的概念结构是这种叙事的理想表达，简单而且容易传播政治信息使它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动员策略，旨在对政治流动性和相对不成熟的选民产生直接影响。”在中东欧，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已经深深扎根于21世纪的政治中，政客们发现民粹主义简化了政治，民族主义扮演了传统社区代表的角色。

德克林非常尖锐地分析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民粹主义政治中是如何得到阐述的,他指出对理解中东欧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融合至关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具有排外的民族主义要求(如排外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二是民粹主义“对国家主权的要求，以对抗更大的国家机构、殖民势力和超国家的政治机构”。典型例子是《高等教育立法修正案》（Lex CEU）与《阻击索罗斯法》(Stop Soros Laws)，表面上是中立的立法，其实际目标是让中欧大学（CEU）撤出匈牙利，反对和抵御索罗斯等人与外国基金通过支持非政府机构和教育机构来干预本国政治，损害本国利益促进外国资本的利益。由此，中东欧的右翼政党在排他性的保护主义与民族民粹主义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的执政权。

中东欧右翼民粹主义成功的重要原因是民族主义作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s）和公民政治（civilizationism）的糅杂。2015年以来，中东欧地区的难民危机加剧了这种情况。生命政治利用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政治(无论是民主的还是极权的)也利用生命政治。美国哲学家艾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提出从生物种族主义到“新种族主义”的过渡，其中文化取代了生物特征，成为“差异的污名化”（stigma of otherness）。对受生命政治影响的当代民族主义的强调表明了向生命民粹主义（biopopulism）的转变。当代右翼民粹主义似乎具有生命政治特征，又与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不同。

巴利巴尔在研究民族民粹主义时提出了非常相似的论断。他认为，北欧和西欧的民族民粹主义可以被视为民粹主义大西洋政治视角中的一种独特形式。“它们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是用狭隘的民族观点，而是用更加广泛的公民观点来解释‘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对立。从民族主义到公民主义的转变是由来自伊斯兰教威胁的观念所驱动的。这导致了一种认同主义的‘基督教’、一种世俗主义的姿态、一种哲学的姿态，以及一种表面上自由主义的对性别平等、同性恋权利和言论自由的捍卫。”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确实有效，匈牙利反对难民运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皮尤研究中心指出:“尽管匈牙利劳动力短缺，但绝大多数匈牙利人认为难民是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大约80%的人认为，难民是他们国家的负担，因为他们获得工作和社会福利。同样，约3/4的人认为难民会增加匈牙利发生恐怖主义的可能性，约七成的人认为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的难民的大量涌入是一个主要威胁。匈牙利的这一数字远高于所有其他接受调查的欧盟国家。”

另一方面，中东欧地区的民族主义仍具有狭隘性。东欧剧变以后，潜藏的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并推动右翼民粹主义者在民主转型时期登上政治舞台。加入欧盟为中东欧地区民族主义复兴创造了政治机会，民族身份成为党派间争论的关键问题，各党派竞相赞同(并重新定义)民族认同，而左/右翼的分裂与本民族/其他民族的分裂叠加。左、右翼之间的分歧被国内民族主义的保守派和亲欧自由派之间的分歧所取代。在移民危机的背景下，文化战争而不是经济战争削弱了自由主义，促进了中东欧国家走向“非自由”国家。

波兰和匈牙利作为“伟大”帝国的历史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更多象征性和修辞性的资源，来构建恢复性民族主义（restorative nationalism）。最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青民盟，从一个20世纪90年代初的自由青年组织在十年内转变为保守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复兴传统和荣耀历史的记忆大大地促进了青民盟政治力量的壮大，并在2010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绝对多数。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在成立的早期成功地将民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言论融合在一起，指责官员腐败，并通过利用“波兰人民的爱国情怀，他们的传统道德价值观，以及对天主教的信仰”，在2015年赢得了总统大选，并获得对议会的全面控制。匈牙利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得益于自由主义民主转型，它促进了“伟大匈牙利”（Greater Hungary）文化符号的生产、传播和实施。这种恢复性民族主义让人回忆起一个可被感知的宁静时代，并倡导这样一种信念：回归到这个时代，可以通过保护这个国家文化和民族的纯洁性来实现。恢复性民族主义利用伟大历史的修辞意义和文化象征，尤其吸引那些正在社会或经济转型中遭遇困难的人。因此，中东欧地区民族民粹主义把自由主义具体化，将其解释为一个不符合本民族甚至反对本民族利益的方案，把国家的利益一方面置于外国资本之下，另一方面置于国外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下，如保护罗姆人、同性恋与难民权利。

三、中东欧民族民粹主义与自由民主转型的危机

在过去20年里，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中东欧地区的吸引力迅速增加。自由之家研究报告显示，2000年以来，民粹主义政党平均获得全国9.2%的选票，到2017年，它们的得票率增加了两倍，达到31.6%。1995年以来，该地区的“独裁”政权首次比民主政权更多。匈牙利在中欧地区国家中自由度排名最低，波兰的得分达到了历史最低值。东欧剧变30年后，这些年轻的民主转型国家已经成为影响整个欧洲政治的更加广泛进程的一部分：民族民粹主义的兴起。特别是维谢格拉德四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在2004年热烈地庆祝加入欧盟，仅仅十几年就演变成了民粹主义怨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盛并执掌政权，使用民族主义话语反对国内外的政治敌人。

西方学者指出，匈牙利和波兰的右翼民粹主义者通过修改宪法，成功地制度化了一个半威权政权的新版本——“非自由”民主，介于“削弱的民主”和“竞争性威权主义”之间。事实上，两国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对愤怒和失望民众的不满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回应，即一个民族主义的、“非自由”民主的民粹主义，加上经济保护主义或以左翼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承诺保护那些被自由主义精英抛弃的普通民众。一方面，从北部的波罗的海到南部的亚得里亚海，西方学者所谓的“非自由”幽灵一直困扰着中东欧国家。他们所指责的“非自由”和半威权政府只是挑战了他们期望的自由主义政治秩序，修改宪法限制了自由主义的基础。另一方面，当代中东欧地区的右翼重举民族主义大旗，从自由主义精英手里夺回民族国家还给人民，成为民粹主义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民粹主义政治家牢牢把握政权，削弱了该地区民主转型新自由主义化的趋势，翻开了该地区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政治实践的新一页。

布达佩斯和华沙的民族民粹主义政府在如何矫正一个被精英过度操纵的民主政体，在扭转与纠正维护自由主义机构的问题上有相似之处，即它们对自由民主进行了“非自由”的改造。第一个目标包括行政部门的制衡机构，如立法机构、法院、选举机构、中央银行和监察员，民粹主义者削减这些机构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他们认为政府机构臃肿重叠、层次过多、职责不清、缺乏效率、相互扯皮，只是各种利益集团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分割利益的场所，而不是高效迅速地制定和执行有利于人民的决策机构。他们的第二个目标是严格管理媒体。民粹主义执政者认为，媒体是精英阶层对人民意志的颠覆，尤其是脸书、推特等国外社交媒体的社会影响逐渐增强，其作为政府的“影子政治反对者”的色彩也日益明显。出于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防止西方“颜色革命”风险的政治考量，他们经常限制和管控媒体。

与世界上反抗和抵御民主自由化的一般模式相比，匈牙利和波兰的“非自由”是通过法律手段实现的，这是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的新特征。在东欧剧变后30年里，自由民主的转型将自由主义和民主视为“良治”的两个不同维度，自由主义作为权力分立和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民主作为多数主义统治。宪法法院成为该地区自由主义的主要捍卫者，在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只有它有权对立法进行司法审查。这一制度设计是为了巩固自由主义，遏制多数人暴政的危险性。民粹主义者决心废除自由主义法官的“不民主”精英统治，反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在匈牙利和波兰，民粹主义政府通过限制宪法法院的独立性，消除了实现其愿望的主要障碍。宪法法院“作为一种宪法审查机制已不复存在，而是作为亲政府和议会多数的可靠助手诞生了”。

中东欧右翼民族民粹主义者通常采取两条改造路线。一方面，他们挑战代议制，试图让充当利益集团肮脏交易的遮羞布的议会失去合法性，并取而代之成为“人民的声音”。另一方面，他们推行修订和更换宪法的议程，目的是巩固民粹主义者对政治体制的控制，从国内自由派精英及其勾结的国外势力手中夺回民族国家的主导权。欧尔班代表的民粹主义执政者希望扮演自由主义的反对者，被西方国家或者学者指责为“东欧地区面临的双重危机，即代表性危机和宪政危机，至少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西方国家对“非自由”的批评过于片面，是为了维持自己在中东欧地区的利益与霸权，而“非自由”国家是想要摆脱西方国家以自由民主名义的控制，尝试建设自己的民族道路。

与众不同的是,中东欧国家自由主义民主转型路径是由精英达成的共识来推动的，拥抱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与设立特定的自由民主体制,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必要的选择。无论是在1989年还是在加入欧盟前后，这些政策选择都很少经过公开的讨论。罗马尼亚政治学者在谈到入盟后的中东欧政治时，指出这些国家的公民对“自1990年以来统治该地区的凑合出来的政治阶层的行为”越来越感到厌倦。如果没有旨在提高问责制的改革，选民势必会转向新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往往是某些民粹主义者，他们指责问责制的缺陷，并声称自己可以提供截然不同的政策。

中东欧国家1989年后的宪法大多也是由精英协商起草的，在许多方面没有顾及普通人民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自由宪政的名义把部分普通公民拒之门外，更多关注的是像宪法法院这样制衡的机构与有限政府等，忽视了公民参与执政的途径。它的基础是对公民的不信任，而不是赋予他们权力，这种不信任也体现在各国相当薄弱的民主选举制度中。因此，中东欧国家宪法政治相对不发达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欧尔班一再强调，匈牙利2011年《基本法》的通过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复兴”所必需的，并得到了匈牙利人民明确授权的。但是，无论1989年后的宪法还是2011年通过的新宪法都体现了“核心空洞化”问题。中东欧国家在过渡时期强调技术官僚主义和自上而下的转型，无益于建立对自由民主的规范性承诺，更不用说促进公民更深入地参与政治了。

“民粹主义的兴起被视为公民对当代政治过度共识的反应。”这种共识是指政治左、右翼之间的界限模糊，由于没有任何真正的反对派来推行替代政策和问责机制。政党政治的普遍衰落为民粹主义者提供了机会，他们将自己的政治纲领制定为反对主流政党精英领袖，并倡导一种以废除政党作为人民与政府之间中介为前提的无党派民主。因此，在民粹主义民主中，民粹主义领袖与“人民”有着直接的关系，使先前由政党扮演的代表职能显得多余。

四、中东欧右翼民粹主义的缘起

中东欧地区的右翼民族民粹主义兴起与各种形式的“非民主”，是自20世纪90年代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结束以来出现的全球趋势的一部分。在这些看似稳定的自由民主转型的国家中，与巴尔干半岛及更靠近东部的其他国家相比，西方学者认为，“成功”的中东欧民主不仅“正在快速倒退”，而且在许多方面存在更多问题。民粹主义在不稳固的民主国家比在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更有可能产生侵蚀性影响。那么，如何解释民粹主义在该地区如此成功地崛起并改造一些最成功的、稳固的自由主义民主转型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呢？

中东欧国家民主转型照搬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尤其是在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终结论”背景下存在“空洞的内核”，支持自由主义理想的大规模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还没有培养起来。此外，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自由民主经常与经济自由主义混淆，这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将直接转换为自由民主政治”成为重要的信条。自由主义者大多是技术官僚式的、自上而下的，认为只要照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开出的药方和提供的方案就行了。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亲市场的社会民主主义左派是新自由主义市场改革的主要倡导者。正如欧洲研究所艾比·英纳斯所说，“这些年轻的前共产主义技术官僚已经成为该地区最支持布莱尔主义、最支持市场经济的社会民主党，以展示他们的自由主义美德”!

英国伦敦大学肖恩·汉利等人认为，东欧剧变后自由民主转型过程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从来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它们的自由主义制度转型总是与非自由主义历史相纠缠，比如民族主义或者社会保守主义。这意味着对政治平等、个人自由、公民宽容和法治的承诺从未在该地区深深地内化为政治文化。匈牙利罗兰大学教授加博尔·豪尔迈伊强调，在政治行为和态度层面上，中东欧国家对民主没有强有力的规范性认同，这种认同从来没有建立起来，宪政民主的广泛而深刻的合法性从未实现。这意味着无论精英阶层还是大众阶层等重要政治角色难以相信自由民主比所有其他的替代选择对社会更有利。

比利时著名政治学者伊凡·卡拉斯特回应汉利和道森时说，中东欧民主危机不仅是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危机，也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危机，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失败和没有兑现1989年后民主秩序的承诺。世纪90年代初达成的社会契约应该是对弱势群体的最低收入和权益的保障，以防止对经济自由改革带来的损害。相反，如今的波兰是“与英国相对贫困率相同，但收入水平与智利一样，贫困人口是年轻人、有大家庭的人以及农村地区的人”。

2008年的金融危机削弱了“重返欧洲”的乐观情绪，这是建立在近20年持续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基础上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曾经拥有4%~5%的年经济增长率的中东欧地区例如匈牙利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成功转型的领导者，2000年经常账户赤字为190万欧元，但到2006年赤字为580万欧元，债台高筑（2009年债务达到GDP的79%），2010年失业率高达到10%。匈牙利是第一批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援助的国家之一。整体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由于采取了重建金融秩序所必需的紧缩措施，很大一部分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选民们感到愤怒的是，无论他们投票给谁，都只能得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造成了巨大的不平等，使许多工人处于不利地位。欧尔班称，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欧洲历史上的分水岭，能与1990年或1945年相比。福利国家和社会已经耗尽了它们的生命潜力。如今，它负债累累，这在西方已不再是一种可持续的生存方式。遵循这种不可持续的模式是不值得的。复制西方模式是一种偏狭主义，会害死我们”。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提出要改变经济政策的现状的替代性方案，波兰和匈牙利的民粹政府一上台就对国家经济政策采取了新的方针，给予国家领军企业、国内资本主义集团更大的支持，推进再分配与社会转移改革。正是“经济安全”的承诺导致了法律与公正党在波兰的胜利。因此，“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和社会的匮乏加剧了民众对政治阶层的怨恨”，这种怨恨转化为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的成功。

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催生了激进的民粹主义运动。糟糕的是，伴随经济衰退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腐败和涉及政府内部丑闻的对话录音被曝光，成为匈牙利和波兰民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催化剂，对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的恐惧成为民粹主义者动员成功的重要原因。所有这些需求因素加在一起为民粹主义运动壮大和上台执政提供了巨大的公众支持。需求因素只是民粹主义的沃土和基础，但它们不能决定民粹主义者能否或如何成功地说服选民。要理解民粹主义的逻辑，最好是在实证语境中考察需求侧和供给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再引用一段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的话语来加以佐证：

“作为全球化副产品的焦虑、不满、合法性丧失与对公平的担忧，主流政党很少有明确的解决方案或政策措施。它们往往是提前通过为相关群体提供有意义和解释性的叙述，引导他们关注特定的纲领性方向。这就是供应侧政治发挥作用的地方。民粹主义运动提供了围绕共同关切的问题进行政治动员所需的叙述。他们讲述的故事是为了与他们的选民基础，即需求方产生共鸣：这里正在发生事情，这是为什么，而这些人正在对你做什么？”

正是主流政党缺乏可信、有效的可替代自由主义的方案，为匈牙利和波兰等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打开了大门。随着中左主流政党由于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不懈追求而让自己名誉扫地，民族民粹主义政党填补了主流政党留下的政治空白。用穆德的话来说，“民粹主义浪潮是对数十年非民主的自由主义政策的一种非自由民主的回应”。中东欧地区的民族主义从未真正消失，而是在东欧剧变后合法化。在这些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呈现出公开的尖锐对立，在一些国家以更加微妙的宪法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叠加“有可能产生强大的神话，并寄生于现代化自身”。这样，民族主义披上了民粹主义的外衣，得到了执政的民粹主义政党的强化，进一步凸显和加剧了中东欧地区自由主义民主转型的困境。从匈牙利以民族为基础的新宪法，到波兰特有的保守主义，再到罗马尼亚2014年总统选举和2016年议会选举中关于种族和仇外的话语等，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中东欧地区的民粹主义者对愤怒和失望民众的不满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回应：民族主义的“非自由”民粹主义加上左翼的社会政策，承诺保护被自由主义精英抛弃的普通民众。随着2015年难民危机的爆发，排外的民族主义连接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因素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愿景，并驱使越来越多的选民从政治中心转向更极端右翼的民粹主义，或者驱使民众把边缘的民族民粹主义者推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今天，中东欧“非自由”卷土重来，与复兴的民族主义严重地挑战了过去亲欧洲的精英共识，也凸显了欧盟长期被诟病的民主赤字的问题。法兰西公学院著名的民主理论学者皮埃尔·罗桑瓦隆认为，“对抗民主”（counter-democracy）或“反抗民主”（democracy of defiance）是对欧盟民主政治空心化的回应。1989年后中东欧地区的自由主义意味着“民主、市场和……欧洲一体化”，这三个都处于危机之中，而且波及整个欧盟和欧元区。自由主义危机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抬头是泛欧现象，传统的主流政党正在衰落，传统的左、右分歧的话语体系被边缘化，身份政治和民粹主义话语占据了留下的巨大真空。饱受转轨痛苦的中东欧人民抛弃了自由主义化的社会主义话语，“非自由”迅速崛起并占据了政治话语的中心位置。市场全球化和不受限制的移民(两者都与欧盟有关)是恐惧和怨恨政治的两个主要来源，它们正在打破与试图矫正欧洲一体化的自由主义共识。当然，在民粹主义时代，这场泛欧危机能否推动欧盟进行真正的民主改革、克服民主赤字等关键问题，也为战胜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挑战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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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开，1964年生，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教授；

张莉，197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

文章原载：在“非自由”的表象下：中东欧地区民族民粹主义的兴起，《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因文章篇幅原因略去注释。

以上转自  国外社会科学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