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2022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弥漫着西方人的忧伤?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青年理事:


2月18日至20日,第58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柏林举行,此前不久,主办方发布了一份年度安全报告——《逆流而上,摆脱无助》(Turning the tide to unlearning helplessness),以此作为会议与会各方讨论的核心文本。《报告》声称,无论是看似无休止的流行病、日益明显的气候变化威胁、相互关联的世界令人烦恼的脆弱性,还是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所有这些挑战都导致一种“无助感”。


然而,这份报告不过反映了西方人的感受,而不一定代表全球其他地区的人的认知。作为清谈馆,会议难以形成某种定论或共识,但会议讨论文本所透露的“无助感”、所设定的迫在眉睫的国际议程、及参与讨论的衮衮诸公彼此相距甚远的滔滔宏论,反映了我们这个世界冷酷现实中所包含的各种并不能完全共情的时代情绪,诸如失落、愤懑、埋怨、无助、期待或忧伤,也对我们认识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西方人主导的俱乐部——非西方人的“沉默”


尽管当前某一地区的安全——这一概念自冷战终及全球化高歌猛进后就日益模糊化和扩大化,它不仅包含传统军事安全,也包含反恐、数字攻击、水资源危机、气候变化这类与枪支弹药和硝烟战火没有直接或本质关系的所谓非传统安全——几乎最终事关全球各国,但在今天慕尼黑安全论坛上所发出的声音中,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声音依然遭到屏蔽。


国际社会对这次3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00位部长级官员和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上的报道,来自埃及、肯尼亚、阿联酋、伊朗的声音在哪里(这些国家都有部长参会)? 


当然,这是西方人发起和主导的论坛,事实上,从1960年代成立之初用以讨论跨大西洋安全事务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至今依然局限在西方人的视域中孤芳自赏。在这种封闭的,准确说主办方在议程设置与基调处理过程中,使会议成为西方人通过“自己人”之间的喋喋不休来对自己的世界观进行自我确证的方式,或对外灌输西方人安全观念和安全关切的舞台,而不是真正倾听非西方人叙述并与之进行诚恳对话的平台。为何不是设定开放性话题进行商讨,而是定下结论让大家去论证?尽管会议的成功取决于秩序,但将结论文本置于会议桌前的做法,不符合清谈惯例,却符合欧洲人的风格,它对非洲人便是如此:将双边关系文本拟定,然后交给非洲人挑选。这次没有参会的俄罗斯对该论坛的评价对人具有独特的启发性,该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年会失去了客观性,成为了一个跨大西洋论坛。


上述文字并非是对论坛有意和刻薄地指责,它的存在对我们——即使是非西方人——依然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形式上开展各国交流的平台,尤其为非西方人理解西方人提供了一个窗口。但无论如何,非西方人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场外的沉默”具有隐喻性,那就是在与会者观点的对外传达与议程的设定上,非西方人被排除在外。


二、“无助感”的象征——征服者大撤退


由于上述,主办方或西方人在论坛上所表达出来的对解决国际事务的“无助感”在我们中国人心中不会引起多少波澜。这种所谓“无助感”就像我们不少学者指出的那样,它不过是西方在失去对这个世界的“掌控”之后的一声无奈的叹息或表达的焦虑。然而,当今世界并没有在西方人的“无助”中沉沦,而西方征服者们的仓皇撤退却已然是事实。


从去年至今,西方世界有两大事件可以作为引发西方“无助感”的象征——美国大兵撤离喀布尔和法国即将撤离马里。


去年9月美国从喀布尔最后撤军被广泛视作美国的第二次“西贡时刻”,它在最终显示缺乏军事目标和政治战略的情况下,毫不顾及大国责任,丢下一个千疮百孔的阿富汗,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如今,当法国大兵雄心勃勃踏入非洲马里国土9年之后,它所留下的也是一个前途未卜的国家,在扰乱这个国家后徒留远去的绝情的背影。美国的“喀布尔大逃亡”和法国的“萨赫勒撤退”反映了西方那些最大的军事强国也无能控制世界上那些最落后的国家,未能按照自身的意志和方式应对外部各色“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国家发展。


尽管拜登政府和马克龙政府都不承认上述各自军事撤离的彻底失败,但两个军事强国的撤离是西方失去对国际事务全面控制的典型象征。这个世界不再按照西方宗主国的剧本运作,今天连欧洲本土的安全都未能得以完全保障,欧洲人还有什么理由说服自己对未来充满确定感呢?


三、会不会走进“冷战”的死胡同——回到未来?


当“无助感”触发奋力改变困局的决心时,希望可能就在前方。职是之故,欧洲人不再谈论它的“规范强权”和“民生力量”,而强调“地缘政治”转型。它开始制定“印太战略”,要改变多维度的对华依赖,加强在该地区的安全存在,加深与中国周边国家和组织的联系;它急剧改变对非洲战略,用更巧妙但更残酷的方式掌控非洲;它加紧拉拢西巴尔干等周边邻国,尽管大体口惠而实不至……它要通过“战略自主”手段实现身份的华丽转变,以化身伟大的地缘政治操盘手而确保在世界的影响力。


但一个惊人的事实是:“冷战”也是地缘政治冲突的结果和体现。当世界被迫通过意识形态的“铁幕”——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抑或是所谓民主主义与独裁主义——地缘政治冲突会在这种“铁幕”降下时变成现实。而欧洲人连同美国人正一定程度上从事“回到未来”的行动,虽然不会复刻出过去的“冷战”,但朝着恢复“冷战”精神的道路上滑翔。


然而,如今西方人对国际势力范围的重新定义、对权力的渴求与争夺、对不同意识形态国度不断放大的敌意和进攻、对“敌我”阵营的强烈执着,有让时代走进历史“笑剧”中的危险,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我们将前一次“冷战”视作一场“悲剧”的话。


四、从艰难时世走向伟大前程?


无论如何,西方的“无助感”不是诱发新“冷战”或时代“笑剧”的理由与动机。没有人——即使是非西方人也不会认为这个时代尽善尽美,甚至大都会赞成在911事件中美国双子楼倒地的瞬间,全球化所带来的乐观情绪及所引领的千禧年幻景终究演变成了今天的艰难时世。


有非洲学者正确指出,人类的问题是一个星球的问题,而不是种族的问题。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伊辛格(Wolfgang Ischinger)也不无明智地指出,无论是气候危机还是其他安全问题,都无法依靠一个国家解决,而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携手寻求全球解决方案。


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到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从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到日益复杂的反恐怖主义形势,这些困扰国际社会的问题需要以“地球”的视野去思考并解决。就像今年北京冬奥会闭幕式灯光秀中所打出的口号“天下一家”(One world, one family)那样,人类只有摆脱“国际社会”的思维束缚,思考如何走向“地球社会”,那么即使在如今的艰难时世中,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终将有机会迈进人类的伟大前程。


校对:陈思杨

排版:刘江鸿

审核:鞠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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