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和东欧转轨以来，中东欧政治发展的最终诉求，无论从中东欧国家申请入盟（EU）的举动，抑或是欧盟国家施加监督和管控基础之上的接纳来看，应当是自由民主制的建立和存续。但是在九十年代的“黄金岁月”之后，中东欧国家的民粹主义势力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尤其是曾经作为转型排头兵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民粹主义不仅崛起而且执政，成功进行了所谓“逆民主化”操作。与此同时，激进右翼势力在中东欧的影响也日益增强。对于二者的兴起，历来有两大解释要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学界对于二者的实际作用也各有分析，但是结合中东欧冷战后政治发展的实际，社会文化因素的解释力明显更为有效。本文力图分析和概括针对中东欧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势力兴起的西方主要研究视角，指出其贡献和不足，以及未来可能的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中东欧民粹主义  中东欧激进右翼  中东欧社会文化  中东欧政治发展

【作者简介】周超，西安外国语大学波兰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全球政治中心博士生。

【引用信息】《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6期，第143-175页。

一、引言

对于分析民粹主义（Populism）以及激进右翼（Right-wing Extremism）来说，中东欧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特的地缘板块。就中东欧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其主要特点就是自主发展历程被持续打断，地区主体民族持续受到压制，民族主义诉求始终无法得到满足；与此同时，社会发展进程极为曲折，时不时出现经济水平的实质性倒退。[1]因此，中东欧的历史进程不仅是曲折的（zigzag）更是反复的（back and forth）。这样的历史进程使得中东欧的政治发展，自始至终处在外力和自身发展的持续互动之中，对于检视特定政治势力的兴衰，有着独特的意义。

应当说，在中东欧转轨之初，西方学界曾经普遍担忧中东欧可能的民粹主义势力和激进右翼势力的兴起。在西方学者眼中，最初的转轨前景是灰暗甚至黑暗的。[2]匈牙利学者贝拉·格雷舍科维契（Bela Greskovits）指出，西方学者的这些担忧，都是基于和拉美国家转轨进程进行的错误类比。[3]中东欧国家公共部门的储备比较丰厚，并不存在拉美国家的极端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现象，故而没有必要采取民粹主义的经济策略。结合“灰暗观”学者和格雷舍科维契的观点，可以看出，这两派的主要着眼点依然是在经济角度。“灰暗观”学者认为，经济压力导致政治混乱，进而促成民粹势力上台；而格雷舍科维契则认为，中东欧国家有能力抵制转轨的经济代价，进而保证民主政体的存续。[4]也就是说，民主能否得以存续，激进右翼和民粹主义可否受到压制，在这两派看来，都要看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表现。

美国学者普沃斯基提出过，民主制得以存续的最关键因素之一，就是经济上的富裕。[5]当然，在涉及中东欧转轨的论述中，他也提到了另一个因素——距离。普沃斯基教授认为，离西欧民主国家相对较近（比之于原苏联成员国）的距离，使得中东欧国家更容易受到民主国家辐射的影响，这是他本人对中东欧转轨持乐观态度的唯一因素。[6]但是时至2019年，中东欧国家，尤其是维谢格拉德集团，远比九十年代时更为富足，也依然靠近西欧民主国家如法国、德国，但是其内部的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势力却大大增强。在匈牙利，2010年胜选执政的青年民主联盟（FIDESZ）始终在逆转匈牙利的民主化进程，2014年更公然提出建立“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PIS）修改媒体法，通过改变退休年龄的软强制措施，迫使自由派法官提前退休。这两国自2010年之后就与欧盟处于连绵不断的纷争之中，欧盟更是一度祭出“撒手锏”——中止波兰在欧盟委员会的表决权，来打击波兰执政党。[7]匈、波两国的政治走向是如此受到欧盟的关注，以至于时任欧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提莫曼斯（Frans Timmermans）在离职之际依然警告两国当局，他本人将会持续关注两国政治的走向。[8]而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虽说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的势头不似匈波两国这般强劲，但是ANO[9]党在2017年捷克选举中的胜利，正式标志着长期以来由公民民主党（ODS）和社会民主党（CSSD）所代表的建制派势力的崩溃，同时，激进右翼政党SPD（直接民主党）的得票率也持续上升。在斯洛伐克，老牌民族-民粹主义政党斯洛伐克民族党（SNS）表现起伏不定，但是更为激进的新纳粹主义政党“我们的人民—斯洛伐克民族党”（L’SNS）迅速在斯洛伐克大选中崛起。显然，单纯的经济因素无法解释这些现象。

就民粹主义以及激进势力的兴起而言，学界总体的解释分为两大类：经济因素解释说和文化因素解释说。经济因素解释说认为，社会收入差距的加大和社会贫困现象的蔓延，以及由此造成的民众不满的积累，是民粹主义以及右翼激进势力兴起的根本原因。[10]而文化因素论则认为，比之于经济因素方面的冲突，代与代之间在文化观念上的冲突，是民粹主义乃至激进右翼崛起的根本原因。率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因格勒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其一系列著作中，他提出，西方社会在战后经历了一次文化的变迁，从现代文化逐渐过渡到后现代文化。秉持后现代文化观的战后一代，远比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更为包容和开放，更加主张社会的多元化，这种趋势和潮流无疑对年长的一辈人造成了心理上和文化上的压力。为了对抗这种压力带来的不安全感，较年长的一辈就从政治上行动起来，支持民粹主义政党以及激进右翼势力，产生了文化上的反弹。[11]为了比较这两种观点各自的解释力，在有关英国脱欧的研究中，比帕·诺睿斯（Pippa Norris）教授利用经济数据和世界价值观调查[12]所提供的文化数据，通过线性回归得出结论认为，对于英国脱欧这一民粹主义诉求的产生，经济因素并不具备解释力，文化因素才是更为关键的原因。[13]

当然，无论是经济因素解释说还是文化因素论，其关注的重点依然是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民主政体。作为新兴民主国家的中东欧，面临着和西欧国家有着很大差异的情况。但是经济因素在解释效力上的乏力是很明显的，比如2005年波兰法律与正义党（PIS）首次胜选上台之时，彼时波兰经济状况一片大好。按照经济投票（economic voting）理论的解释，似乎原先的执政派应当继续胜选才是。考虑到中东欧政治和文化发展历程的曲折和复杂性，再加上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政党在具体的选举表现上和经济数据状况的背离，文化因素似乎更适合于解释中东欧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势力的兴起。

实事求是地说，在冷战时期，中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诉求受到苏联强有力的压制。苏联解体之后，这种外来的强制力不复存在，民族主义诉求的勃发得到了充分的自由，作为其极端表现形式的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也自然获得了发展的丰厚土壤。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的兴起，是1989年以后中东欧政治发展的最明显特征。虽说在入盟的要求下[14]，这些势力经历了一定程度上的低调（20世纪90年代），但是伴随着最终入盟的实现以及欧盟压力的适当减缓，这些势力最终爆发出了自身的生命力，而且十分顽强。认识中东欧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势力的兴起，必须从中东欧历史发展进程的文化遗产角度来深入剖析，才能够理解其成因。中东欧区域位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最终接入西欧的关键地区，可谓是“一带一路”贯通东西的枢纽。考虑到新千年以后，尤其是2010年以后中东欧具体的政治发展趋势，可以说，在较近的未来，中东欧的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势力，将会长期保持相对强势的存在，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认识和分析这一现象。由于特殊的原因[15]，中国的中东欧研究有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沉寂，现有的论述对于其社会文化遗产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不过，西方学界自始至终都在关注中东欧冷战后的政治发展，从社会文化遗产角度进行的分析也很丰富。本文拟对西方学界的研究角度、结论以及关注点的变迁，做一个梳理和评价。虽说中国的中东欧研究绝不可能照搬西方学界的思路和观点，但是借鉴西方的成果，对中国的中东欧研究以及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都有着不可忽略的积极作用。

在开始正文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对一些重要的概念做出界定。对于激进右翼（right-wing extremism）这一名词，西方学界诸多学者用不同的名词来称呼这一现象，比如极端右翼（radical right）[16]，右翼极端主义（right-wing radicalism）[17]或是极右势力（far right）[18]。对于这些研究者而言，这几个名词都是同义词，本文对此也采取相同的立场。在笔者看来，极右政党作为一个政党类别（far right party family），是存在的。在这个总类别之下，还有两个子类别。一是激进右翼势力，意指秉承民族-种族之间存在生物学上的不平等[19]的观念，并据此反对民主宪政国家的主要价值观，诸如多元主义、平等原则和民主程序。二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指在意识形态上融合了本土主义、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20]的政党势力。有关民粹主义的定义，历来纷争不断。笔者在此将民粹主义定义为：由个人或集团所持有的一种本质上相对模糊的诉求，此种诉求旨在反抗当下精英统治的现实，要求实现民众的真正授权；也就是说，民粹主义坚持认为社会分裂为两个同质化的群体——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被精英所篡夺的权力必须回到人民手中。[21]本土主义（Nativism）在此定义为：一种认为国家应当完全由长期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族群所占据的意识形态观念。[22]威权主义则是指：一种认为社会应当严格按照等级秩序进行组织的观念，任何对权威的冒犯均应当受到严厉惩罚。[23]本文的重点，是从社会文化遗产角度，对这两类政党的崛起加以分析和解释。

二、基本研究现状：从社会文化遗产角度

解释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2000年之前）

中东欧自转轨以来，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激进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在新兴民主政体下的崛起。虽说自转轨以来，中东欧国家在民主制的建立和巩固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以最终加入欧盟为标志），但是激进右翼和民粹主义势力，自始至终和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建设如影随形。在转型的“排头兵”维谢格拉德集团，捷克出现过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共和主义-共和党人党（SPR-RSC），匈牙利在九十年代也出现了匈牙利社会与正义党（MIEP），二者都一度成功胜选进入议会。斯洛伐克甚至一度建立过民粹-威权主义政权莫切尔政府（Meciar Government）。同时，右翼激进主义暴力出现了第一次高潮，主要针对本国少数民族、罗姆人（Roma，又称吉普赛人）以及政治反对派，波罗的海国家的俄罗斯族也成为主要的对象。[24]

这一时期对右翼激进主义的研究，主要在转型研究的框架内展开。这一框架下有三个主要分支：民主巩固研究[25]、民族主义研究（主要针对剧变之后原苏东地区种族-民族关系的紧张趋势）[26]和非民主政权的研究（研究的对象是共产党政权更迭之后出现的威权主义政权）。[27]而这一阶段最为突出的研究成果就是拜姆（Klaus Von Beyme）的作品。拜姆在研究中，提出了组织化的偏狭性（organized intolerance）这一概念，并从这一概念出发通过比较方法来研究各种右翼激进主义政党。同时，拜姆还将右翼激进主义的研究，和民粹主义思潮及运动在中东欧的扩散联系起来。[28]

有关激进右翼势力特点的讨论，在德国政治杂志《东欧》（Osteuropa）上继续展开。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中东欧极右势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不是剧变之后该地区经济-文化层面上进一步现代化的结果。[29]其次就是中东欧的激进右翼以及民粹主义势力，其形成、发展和影响，究竟是类似于西欧的还是自成一类（sui generis）？[30]也有学者针对中东欧右翼激进势力做了基于国别的案例研究。不过，就两大争论焦点而言，参与讨论的学者之间并未达成一致。伴随着研究的深入，明克贝尔格（Michael Minkenberg）对影响中东欧极右势力兴起的诸种历史遗产做了分类尝试。他提出，影响中东欧极右势力的遗产主要包括：国家类型，境外领土的存在（由于大国历史安排造成的领土分割，比如针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是否存在强大的少数民族，政体冲突（主要政治势力在政体类型安排上无法达成一致），转型的代价，未改革的共产党后继党的存在（其前身是具有民族主义诉求的共产党），民族主义政党的存在，等等。明克贝尔格指出，中东欧极右势力的崛起，是诸种遗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共产党执政前和执政时期的遗产，都起了作用。[31]

荷兰学者凯斯·穆德（Cas Mudde）也对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民粹主义现象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穆德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不仅仅关注参与竞选和在议会中进行活动的极右-民粹政党，议会政治之外的极右-民粹运动和次文化也都在他的关注之中。[32]同时，在研究方法和分析角度上，穆德把激进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党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进行研究。[33]穆德的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就政治能量来说，中东欧的激进右翼政党总体上是有限的，但是中东欧的种族主义暴力程度高于西欧。[34]

也有学者从政党类别（party family）的角度来进行比较研究。赫洛赛克和科佩切科[35]就指出，以二十世纪末为时间节点，比较中东欧极右政党和西欧极右政党的特点就能够发现，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历史遗产，对中东欧极右政党的影响更为显著和巨大，从这一点来说，中东欧极右政党远比它们的西欧同类来得更加“年长与传统”（older and more traditional）。

如前文所述，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的兴起，主要是源于20世纪60年代西欧发生的社会文化变迁。全球化潮流的兴起，使西欧社会开始了从现代向后现代、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推动了社会文化价值观的转化，社会价值观趋向于进一步多元和自由化。这个过程被西方学者称为“静悄悄的革命”（silent revolution）。[36]但是这一转化过程，却使得当时西欧国家的年长世代感受到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压力；为了对抗这种压力，极右民粹主义政党起而成为年长世代对抗文化价值观念转化和全球化潮流的代言人。这一过程则被西欧学者称为“静悄悄的反革命”（silent counter-revolution）。[37]这一理论视角被西方学者归纳为“现代化失意者理论”（modernization loser theory）[38]，并用以解释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衰。但是如果企图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东欧，则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在历史进程时常被外部势力扭曲、逆转甚至打断的中东欧，根本没有经历一个独立、完整的现代化进程；从现代化进程的失意者角度切入，恐怕难以解释1989年以后中东欧激进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起。但是，如果从中东欧国家所继承的社会遗产角度入手，并将“现代化失意者理论”作适当的调适，还是能够对中东欧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及其意识形态特点做出解释的。比如明克贝尔格[39]就提出，尽管中东欧国家各自的历史轨迹和机会结构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是综合而言，后共产主义国家经历了三重几乎同时进行的转型过程：从极权-威权政体转向自由民主政体，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向自由市场经济，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同时进行的三重转型过程，大大加强了中东欧国家民众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安全感。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特点之一，就是倾向于通过极度简单化的措施，来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这毫无疑问契合处于迷惘和彷徨状态的中东欧民众的心理状态。因此，中东欧民粹主义势力有着不容忽视的吸引力和动员能力。西欧极右民粹政党在坚持威权-民族主义立场的同时，往往在经济政策上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的立场。[40]而在中东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威权-民族主义立场，却往往和“左倾”经济立场（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强调社会福利体系的保障作用等）结合在一起。[41]也就是说，中东欧极右民粹政党不仅主张保护经济转型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而且对秉持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精英也持敌对态度。

同时，截至2015年，中东欧国家并未面对大规模的移民压力（来自非欧洲国家和地区），这一特点对于中东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和政策诉求有着重要影响。依据本文对极右民粹主义的定义，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排外性意识形态，注定其需要寻找敌人。移民群体的缺失，使得极右民粹势力将攻击焦点转向本国的少数民族（国境之内、主体民族之外）。[42]同时，由于中东欧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大国竞争和宰割之下，中东欧国家的领土构成经历了多次调整，而这种调整往往不以中东欧国家本国主体民族的意志为转移。这种历史进程的主要遗留问题，就是“位于外国的故土”（external homeland）和“失去的领土”（lost territories）。这种领土收复主义诉求所塑造的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其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诉求和西欧的同类政党大不相同。西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主要诉求，是在面临大规模外来移民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本国主体民族特有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的存续，以及对本国福利体制的独占，其民族主义诉求主要是“防御性”的。而中东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则强调恢复本民族原有的疆土以及保持对本国少数民族的优势地位和压制，其民族主义诉求是“进攻性”的。[43]因此，中东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比其西欧同类更具进攻和侵略性。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有捷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党人党（SPR-RSC）、斯洛伐克民族党（SNS）以及匈牙利的尤比克党（JOBBIK，意为“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这三个极右民粹主义政党所攻击的主要对象，就是本国的罗姆人群体。同时，尤比克党还一直攻击历史上的特里亚农条约（Trianon Treaty），因为这一条约令匈牙利失去了近半的原有领土，使得大量匈牙利族沦为他国的少数民族。而保加利亚的阿塔卡党（ATAKA，意为进攻）的主要针对目标，是本国的土耳其族裔。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大罗马尼亚党（The Great Romanian Party）。这些政党的诉求和立场，均是这种中东欧进攻性民族主义的明显表现。[44]概而言之，历史遗产（共产主义和前共产主义阶段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光谱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是：首先，这些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往往不完全接受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原则，同时力图保护经济转轨过程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其次，历史上基于大国意志的领土调整、大规模外来移民群体的缺失以及本国少数民族的存在，这三个因素的混合，使得中东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民族主义诉求更具攻击性（与西欧的情况相比）。

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中东欧的民粹主义也不是单一的。因此，有必要考察历史遗产对于不同民粹主义的影响。凯斯·穆德（Cas Mudde）考察了共产主义阶段历史经历的遗产对三种民粹主义（农民民粹主义，经济民粹主义和政治民粹主义）的影响。[45]穆德认为，在东欧家庭农场是农民民粹主义产生和存续的根基；但是在东欧，由于共产党政权所推行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农民民粹主义产生和维持的根源几乎被扫除殆尽。少许特例[46]存在于农村人口坚决并成功抵制了集体化政策的国家（如波兰，所以1989年之后波兰自卫党-Self Defense一度兴起），或是因为共产党政权推行适度自由化的经济政策，从而使得农业集体化政策未能充分实施的国家（如匈牙利，转轨之后匈牙利独立小业主党-Hungarian Independent Smallholders’ Party在选举中也曾占据一定的地位）。共产党统治时期相对平等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转轨阶段经济差距拉大的现实，原本有助于经济民粹主义的兴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斯洛伐克和白俄罗斯），经济民粹主义并未成为社会主流。穆德认为，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转型阶段对于市场经济改革的广泛认同的存在，以及国际市场上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的流行。在穆德看来，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历史遗产，最有利于政治民粹主义的兴起。[47]首先，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党-国一体化的体制，在民众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政治[48]和反政党情绪，这种情绪和民粹主义的民众-精英之间的善恶两分对立的观点有共通之处；其次，共产党统治时期的高压态势使得民众之间缺乏相互信任，转轨之后的市场化浪潮进一步加剧了中东欧社会的原子化（atomization）和虚无主义（nihilism），这妨碍了有生机和活力的公民社会的建立，有利于民粹主义的兴起。[49]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反政治的情绪，得到了主导转轨阶段政治进程的知识-政治精英的鼓励和提倡。比如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50]就提出，政治不过是有关权力和操纵权力的一个术语，至多再加上实用主义和权谋的艺术，为了让人民真正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应当提出非政治的政治（non-political politics）。与此类似的是，波兰团结工会在成立之时，也强调自身的工会本色，而非自身的政治属性。[51]这种反政治的情绪，在转轨时期充满着不确定性的中东欧社会中，很容易被极右民粹主义政客和政党所捕捉并利用，进而成为自身发展壮大的动力。

众所周知，中东欧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主要是苏联施加外在强制力的结果。但是苏联在中东欧诸国建立共产党政权时，并非完全依样画葫芦。在建立之后的发展道路上，也并未彻底堵死任何变通的可能。这就使得中东欧诸国的共产党政权，在总体相似的基础上同时具有各自的特性。要细致并深入考察共产党统治时期的遗产对中东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影响，就应当把各国各自的政权特点纳入考察的范围。在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是美国学者齐特谢尔特（Herbert Kitschelt），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分法。[52]从共产党统治时期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集中程度和主要行使方式出发，共产党统治时期的中东欧国家大体可分为三类：家长制共产党政权、民族适应型共产党政权和官僚-威权型共产党政权。

在此后进一步的分析中[53]，齐特谢尔特指出，民族适应型共产党政权（主要包括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统治的国家，转轨之后的后继者继承了原有的半福利国家体系，主要政党在经济改革议题和自由民主化进程上的一致性程度较高。因此，政治斗争的焦点转向社会文化议题，主要在力图保留基督教文化价值传统的民主主义保守派和自由普世主义派之间展开。20世纪90年代，这类中东欧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以及在社会福利政策上的慷慨，进一步挤压了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活动空间。虽说90年代末期的经济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极右民粹政党的兴起，但是主流政党主动接过社会文化议题并进行强调的策略，对极右民粹主义政党起了一定的釜底抽薪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在民族适应型共产党政权的后继国家，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缺乏坚实的基础。

对于官僚-威权主义国家（主要包括捷克共和国以及原东德），齐特谢尔特认为，在这类国家的后继国，总是存在坚定坚持原有意识形态立场和拒绝改革的原共产党后继党，而这类政党总是能够有效吸引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化改革不满的人群。有关经济改革议题的竞争，主要在社会党以及中右政党之间展开。这种竞争格局在官僚-威权主义国家的后继国中，是固定化的政党格局，故而留给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空间也比较有限。[54]

极右民粹主义势力得以勃兴的最丰厚的土壤，存在于家长制共产党国家的后继国[55]（比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类国家虽说也存在坚持原有意识形态立场且拒绝自身改革的共产党后继党，但是迫于客观经济社会形势的限制，这些共产党的后继党一旦上台执政，也不得不采取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但是这类国家的改革历程中，经济混乱和政治不稳定的现象十分突出，经济改革三心二意，而且社会保障体系的事实崩溃，也使得转轨时期的政府无法有效安抚民众的不满。这几大因素相结合，使家长制共产党国家的后继国，存在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勃兴的有利条件，并且这些有利因素在经济复苏（新千年之后）开始之后也并未实质性消失。

除此之外，齐特谢尔特还分析了少数民族和领土纠纷因素对于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在中东欧兴起的作用。他认为，在存在规模相对较小、但是地位比较稳固的少数民族的中东欧国家，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具备充沛的崛起基础，这一点也适用于那些对邻国有领土收复诉求的国家。[56]

三、研究的推进和相关争议点的演进（2000年之后）

研究和探讨中东欧右翼激进势力以及极右民粹主义的兴起，其主要目的之一，也包含推测这两股势力在中东欧政治版图中的相应地位和影响，以及与中东欧民主化进程的互动。有关中东欧右翼激进势力和极右民粹主义的实际地位，学界原先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认为中东欧的这两股势力会从实质上葬送中东欧的民主化进程，也即中东欧新兴民主国家的“魏玛化”。[57]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东欧民主政体的逐渐巩固和这两股势力的相对衰落，使得一部分学者提出，中东欧的这两股势力将和它们的西欧同类那样，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58]但是，这两种预测都是基于与其他国家（如魏玛德国）或是其他地区（如西欧）的类比，并没有完全考虑到中东欧自身的特点。明克贝尔格在纳入中东欧自身历史文化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折中的观点，即从实际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以及与民主化进程互动的角度来考察，中东欧右翼激进势力和民粹主义势力是有着自身特点的一种政治存在；中东欧国家的这两股势力，就整体而言，其实际的政治能量高于其西欧的同类，实际的政治地位也较高（选举表现，执政党或是参政党），对民主政体也能够产生实质上的消极影响，但是距离完全扭转民主化进程，乃至彻底拆除民主政体，仍有相当差距。[59]

应当说，明克贝尔格的论断相当贴近中东欧政治发展的现实。匈牙利的青民盟（FIDESZ）以及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PIS）在本国政坛的地位，绝不是英国独立党（UKIP）和法国国民阵线（FN）所能比拟的。但是，和当初希特勒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废除民主体制的举动相比，青民盟与法律和正义党却显得相当有耐心。它们旨在逐步使民主机制空心化，而不是一蹴而就。同时，就两国社会实际的发展趋势而言，也很难断定匈波两国执政党的确有完全废除民主机制的决定。但是，这两国执政党实际的举动，毫无疑问是民主去巩固（democratic de-consolidation）的表现，因此，西方学者也将其纳入民主去巩固的研究框架进行分析。[60]

2000年以后，中东欧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发展趋势，其一是欧盟东扩和中东欧国家的入盟；其二是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其三则是阿拉伯之春所引起的欧洲难民危机。就欧盟东扩和中东欧入盟而言，西方学者较早预见到入盟之后民粹主义势力上升的潜在可能。[61]但是，入盟以后中东欧各国内政和欧盟层面政治发展的实际，显然比学者原本预期的更为复杂。诚然，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本土主义立场，使得他们很容易秉持疑欧主义态度，尽管具体的疑欧程度有区别。[62]中东欧国家的入盟，对于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来说，它们获得了在整个欧洲层面上表现自己的机会，并且全面加强了与西欧同类政党的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有的学者指出[63]，虽说共产党政权垮台之后一度兴起的激进右翼势力，并未能够在整个九十年代巩固自身在政治舞台上的存在，但是结合近年来的政治发展，我们不得不承认，中东欧民主制度的成熟以及欧盟东扩的进程，并未能在整个中东欧地区完全消除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极右势力在中东欧依然拥有卷土重来的基础；而且这种卷土重来，事实上已经发生了。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形势陷入动荡之中。可以这样说，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秩序，在2008年以后始终无法回到新千年前后的稳定繁荣阶段，这进一步造成了西方国家的社会动荡，作为紧邻西欧以及和西方国家经济体系紧密结合的中东欧国家自然也深受波及。对于经济-金融动荡与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兴起的关系，西方学界对此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赫尔南德兹[64]的研究指出，就选举过程中的表现而言，经济危机在整体上提升了极右民粹主义、极左民粹主义以及所有非主流政党受欢迎的程度。但是也有学者[65]根据对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选举表现的观察发现，经济-金融动荡对于提升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所起的作用，尚无法确定。比如在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尽管这两国的经济状况深受经济-金融危机的打击，但是两国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选举表现，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提升；但是在其他国家，诸如捷克共和国、波兰和斯洛伐克，这三国的整体经济所受到的冲击力度相对有限，经济结构并未严重失衡，也并未出现严重的衰退，但是这三国的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却出现了支持度提升的状况。与此同时，阿拉伯之春以后汹涌而来的中东难民，虽说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并非中东欧国家，但是难民潮以及欧盟强制要求的难民配额摊派，还是成功地在中东欧各国内部促发了恐外情绪、反移民情绪以及反伊斯兰的情绪。这种状况，激进右翼以及极右民粹主义政党自然不会不加利用，它们很快就把这种诉求融合进自身的纲领中，并用以动员民众来提升自身的支持率。恐外、反移民以及反伊斯兰诉求的融入，这一过程一些被西方学者[66]看作是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现代化趋势”。但是与此同时，在经济-金融动荡以及难民潮袭来的大背景下，西方学者认为更加“年长而传统”[67]的激进右翼政党也出现了上升的势头，比如处于难民危机前哨的希腊，激进右翼政党“金色黎明”（Golden Dawn）的影响力就出现了明显的增长。

自从中东欧国家转轨进程启动以来，结合中东欧转轨进程的发展以及西方学界研究的进展可以看出，解释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兴起的尝试和争论，主要集中在：其原因主要是经济因素还是社会-文化遗产？考虑到中东欧各国两股势力的实际表现，不能不说，经济因素的解释力确实相对较弱，而社会-文化遗产无论是在新千年之前还是之后，都有着较强的解释力。然而，笔者以为，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因素完全不具备解释力或者应当被摒弃。合理的观点应当是，考虑到中东欧国家具体历史发展进程的特殊性，经济因素对于两股势力兴衰的作用更为微妙，更为间接，更为曲折，更难以被直接观察和测量到。

四、有待进一步深化的研究视角

冷战结束以后，整个欧洲大陆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就是俄罗斯作为苏联继承国，其综合影响力和势力范围的全面衰退与收缩。相伴而来的是北约的进一步东扩，其所挤压的已经不仅仅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而是其实际的生存空间。这自然会引起俄罗斯方面的反制。自普京上台以后，伴随着俄罗斯经济实力的复苏，反制举措正式启动。除了军事-经济手段[68]之外，俄罗斯反制措施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加强文化-宣传手段。首先，针对西方宣传的以民主、自由、世俗化以及经济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普世主义价值观，俄罗斯提出各国应当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发展路径，尊重本国传统与习俗的作用，而不是机械被动地跟随西方。其次，针对西方媒体[69]在国际话语权上的霸主地位，以及英语在国际传媒界的统治地位，俄罗斯在2005年正式启动“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RT）计划，通过设立遍布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网络，构建了一个以英语宣传为主、多语种同时推进的新闻媒体网络，提供“客观但是不同于西方媒体”的信息来源。再次，构建国际性的对话平台[70]，试图联合各国内部（西欧各国也包括在内）对于西方普世主义不满的社会群体和政党，加强联系与沟通。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项举措收到了相当的效果。“今日俄罗斯”实际影响力的上升，直接引起了西方政界和传媒业的警觉，2010年之后经常能够听到西方媒体对来自俄罗斯的“假新闻”（fake news）[71]的指责。同时，西方传媒界的媒体分析专家联合设立了名为“测谎仪”（Polygraph）[72]的网站。该网站专门针对“今日俄罗斯”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并且将其分为三类判断结果——假新闻、有误导性的新闻和真实新闻[73]，试图通过质疑“今日俄罗斯”新闻的真实性，来抵消其影响力。诸多国际性对话平台的构建，以及俄罗斯提出的尊重本国传统、不盲从普世主义的主张，客观上起到了将中东欧甚至西欧各国内部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整合起来，并且加强彼此之间沟通和协作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俄罗斯因素在中东欧乃至西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再度兴起中，起到了助推的作用。西方学者也对“俄罗斯因素”进行了相当的探讨和研究。在这些研究成果中，笔者以为，具有代表性的两本著作，一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 Institute）访问学者吉尔契克（James Kirchick）的《欧洲的终结》[74]，另一本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拉瑞·戴蒙德主编的《威权主义的全球扩展》。[75]这两部著作的主要观点是，“欧洲现如今的局势动荡、民粹以及极右势力崛起的主要幕后黑手，就是俄罗斯，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中国。”尤其是吉尔契克提出，无论是长期存在的民族主义，欧元区缺乏统一外交政策的设计缺陷，还是在同化移民方面的无能为力，这些本土因素都被俄罗斯不失时机地从各个方面进行利用，使其负面影响加剧。除了从内部煽动欧洲解体，俄罗斯还大量扩军，从外部威胁欧洲，向北约成员国频繁施压，并通过削弱美国与跨大西洋之间的关系，强行推翻欧洲的安全结构。如果说，一个繁荣和民主的欧洲是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就像过去80年一样，那么俄罗斯政权就是应该被抵制并最终废黜的政权之一。欧洲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不会消失，直到其来自东部（俄罗斯）的威胁被压制。换句话说，要使得整个欧洲走向通往自由和平之路，首先需要压制俄罗斯。同时，这两本著作还不约而同地突出了网络的作用，认为西欧以及美国过分开放的网络环境，给了俄罗斯渗透和加以利用的机会：通过各种途径煽动民粹主义等反民主情绪，破坏欧洲和美国社会的内部凝聚力以及欧（中东欧与西欧均在其分析之中）美各国之间的合作纽带与政治互信。同时，这两本著作还对俄罗斯和中东欧乃至西欧各国内部的极右团体和民粹主义势力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进行了追踪和研究。

实事求是地讲，从中东欧激进右翼乃至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发展轨迹来看，西方学者的主要论断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在西方学者的论述中（尤其是吉尔契克），俄罗斯的因素被描述为决定性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复兴苏联时代“失去的帝国”。这毫无疑问太过耸人听闻。俄罗斯的反制举动是自身战略生存空间受到持续挤压之后做出的被动反应，其实质依然是防御性而非扩张性的。依据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战略举动和主要的战略规划，俄罗斯所追求的，依然是在原苏联成员国范围之内保持自身的传统影响力，以及对特定国际事务的发言权，而不是完全复归苏联的霸权地位。而且俄罗斯持续走低的国力，根本无法支撑起类似的“帝国梦”。欧洲局势的动荡，尤其是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根源还是在于西方经济-政治模式自身出现的问题导致吸引力降低，而非俄罗斯“施加黑手”的结果。西方学者的论述有因果颠倒的嫌疑。此外，在西方学者的论述中，似乎欧洲（中东欧与西欧都包含在内）的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都和俄罗斯暗通款曲，这一论断显然不符合事实。的确，许多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的领导人都表现出“亲俄”的倾向，比如自始至终反对因克里米亚危机而制裁俄罗斯的捷克总统泽曼（Milos Zeman），以及对制裁持有保留态度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但是也有重要的极右民粹主义领导人持有坚定的反俄立场，坚决主张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对抗，比如波兰执政党法律与正义党（PIS）。就中东欧的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而言，它们对待俄罗斯的态度也并非铁板一块。

虽说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说服力有限，但是，俄罗斯与中东欧-西欧激进右翼以及极右民粹主义势力之间的关联，毕竟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不容否认。西方学者的研究，对于俄罗斯与中东欧-西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势力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西欧-中东欧极右势力的诸多领导人都表达过对俄罗斯的好感；[76]他们在诸多国际事务上和国际场合支持俄罗斯的立场，而其组织活动也接受过来自俄罗斯的资助。“俄罗斯因素”在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势力影响力增强的过程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而伴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中国在中东欧的政治-经济-文化存在会逐渐上升，也必然会和这两股势力发生相互作用和影响。“俄罗斯因素”会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怎样的作用？中俄关系对于中国和中东欧激进右翼以及极右民粹主义势力之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笔者以为，值得我国学界深入跟踪和考察。

同时，西方学者的研究也突出了腐败因素在中东欧民粹主义势力兴起当中的作用。[77]其主要观点就是，中东欧社会长久以来（1989年之后）存在的腐败现象，是社会不满情绪的一个集中点。这一集中点聚合了中东欧社会中大量的不满情绪，成为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 force），尤其是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进行动员的绝好催化剂。当然，借助这一集中点兴起的也有中间派单议题政党（centrist single-issue parties）。应当说，转轨之后腐败现象的长期存在，的的确确在中东欧社会各个阶层内心都集聚了极度的不满情绪。到了一定的时间节点，在特定事件的触发之下就会爆发出极大的社会震荡能量。比如斯洛伐克2018年的调查记者被杀害事件[78]，虽说这一事件原本应当属于一项普通的刑事案件，但是以此为契机，斯洛伐克爆发了转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抗议运动，最终迫使时任总理（方向-社会党，Smer）罗伯特·费措（Robert Fico）下台。[79]根据诸多记者的调查和访谈，长期以来对于社会腐败所积累的不满情绪，是促动斯洛伐克民众上街进行抗议的一个重要深层原因，记者被害事件只是一个催化剂。[80]就中东欧国家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的社会特点而言，腐败现象的产生和扩展有着丰厚的土壤，这主要是由于短缺经济的存在，以及社会权力关系的不对称性和权力运作机制的隐蔽性造成的。[81]而在转轨之后，社会非正式规则和熟人关系网络，在新生民主社会的进一步存续[82]，则为腐败现象继续存在甚至进一步深化准备了条件。但是，关于中东欧国家的腐败现象本身及其和激进右翼以及极右民粹主义势力兴起之间的关系，值得探究的内容更多。

首先，就腐败本身而言，以中东欧转轨的急先锋——维谢格拉德集团为例，转轨之后，在其社会综合治理指数[83]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腐败控制能力的持续下降。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和欧洲价值观调查[84]观察的结果，维谢格拉德集团呈现出的特点是，对于民族共同体以及民族国家的认同持续保持在高位（高于70%的水准），但是对本国政党的认同度持续走低，转轨之后的综合认同水平甚至不足百分之二十。[85]虽说对具体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还需要作更加细致的考察，但是就初步观察来看，很难说持续走低的政党认同度和持续恶化的腐败控制不存在因果关系。维谢格拉德四国的民主化水平以及社会公开程度，按照诸多国际评级机构[86]的调查结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这种高水平的自由民主化水平，似乎无法有效转化为对腐败的有效控制。民主化水平和腐败控制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否开放的社会舆论环境和自由的社会媒体氛围，加上民主选举机制的存在，就能够有效遏制腐败？这些问题同样值得细细思量。

其次，腐败，即使民众不得不接受甚至参与到这一活动中，对于追求善治的民众来说，总是一种难以真正认同的现象。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对于原共产党政权腐败的指责，说出了许多民众的心声。作为参与到推动剧变最终实现的中东欧民众来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对于腐败从内心来说是拒绝的。一旦剧变之后的执政党被爆出腐败丑闻，理应受到民众在投票选择上的惩罚。但是现实中，这一推论得到的支持比较有限。以斯洛伐克为例，莫恰尔（Vladimir Meciar）执政时期（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党，HZDS）的斯洛伐克政府，在统治方式上任人唯亲，在经济转轨方面腐败猖獗，黑帮政治行为也时有出现[87]，但是这并不妨碍民斯运在1998年之前始终保持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88]即使1995年莫恰尔政府诸多负面行为被大范围曝光之后，在1998年的大选中，民斯运得票率依然位居第一。只是由于当时斯洛伐克民主基督教联盟（SDK）主席米克拉斯·祖林达（Mikulas Dzurinda）成功联合了另外两个小党组成联合政府，才最终取代了民斯运的执政地位。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其余国家也是如此。欧尔班2010年再度执政后，匈牙利的腐败控制状况持续恶化，但是青民盟的执政地位却越发巩固。尤其是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匈牙利投票率创下转轨后新高，青民盟的领先地位也更加突出。在分析腐败对中东欧执政党的作用时，有学者指出[89]，作为共产党后继者的中东欧左翼政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之类）由于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所以腐败丑闻往往会对这一类政党产生极其巨大的负面作用。这一观点不无道理，纵观中东欧转轨进程，社会党等左翼势力往往因为腐败丑闻黯然下台[90]，但是作为左翼势力的社会党并非只有共产党后继者这一身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存在较为发达的社会民主政体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原本就拥有比较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只是由于二战之后共产党的强制合并，才使得原有的社会民主党势力不复存在。转轨之后，原先流亡国外的社会党势力复归本国重新组建，这样的社会民主党有别于共产党的后继党，被称为“历史党”。[91]以捷克的社会党（CSSD）为例，作为具有深厚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捷克共和国的“历史党”，捷克社会党原本没有其他国家共产党后继党那样的历史包袱，但是在本国腐败状况持续恶化的背景之下，尤其是ANO党2017年正式胜选之后，虽说原本相互对立的两大政党公民民主党（ODS）与社会党（CSSD）都经历了严重的选票缩水，但是社会党损失的选票，要大大多于立场相对偏右翼的公民民主党。对于相应的腐败丑闻，中东欧的选民，似乎总是倾向于因为腐败丑闻而较为严格地惩罚左翼政党，无论它究竟是不是原有共产党的后继者。这种现象确实值得深入探究其作用机制。从中东欧本身的特点来说，较高的民族共同体认同和极低的政党认同水准，这种情况总体上比较有利于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壮大，因为它们能够更好地迎合本国选民的民族主义诉求。但是，是否因为自身的民族主义诉求得到了满足，进而导致中东欧民众对这类政党有着较高的容忍度？而左翼政党总是因为腐败事件受到选民的严厉惩罚，所谓的历史包袱究竟有多大的作用？抑或是因为在转轨过程中，左翼政党总是更为配合来自欧盟的要求，使得民众倾向于将它们视作欧盟代理人，因而严厉惩罚之？还是因为转轨的过程（以加入欧盟为最终节点）基本上是由这些左翼政党主导推动的，腐败恶化的过程也是在转轨进程中逐渐展开的，故而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政党总是有充足的理由，将社会的整体腐败归咎于过去执政的左翼党，进而减轻自身腐败事件所造成的压力[92]？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带一路”陆上部分的有机构成，中东欧尤其是维谢格拉德集团，是我国最终接入西欧的枢纽。我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影响力，在未来必然会逐渐增强，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政治-文化-经济活动，必须在欧盟内腐败较为严重的中东欧地区内运作。弄清楚腐败在中东欧的发生机制，腐败对于中东欧不同政党尤其是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作用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对于我国在当地的政经、文化活动的潜在作用，以及对中东欧民众对中国的观感的影响，应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面。

第三个值得进一步深化的研究方向，是政治极化问题。对于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本身和民主化进程以及民主政体的巩固密切相关，所以西方学界的研究由来已久。对于政治极化现象的主要分类以及含义，萨托利（Giovani Sartori）的概括较为全面。萨托利认为，政治极化是指政治舞台上的政党之间，在意识形态立场上出现较大的差距，在具体的政策立场上产生极大的分歧，进而无法协调行动达成一致，或者说政治舞台上产生“反体制政党”。[93]一言以蔽之，政治极化，笔者以为可以分为政策立场极化和政体立场极化。这两者之间并非完全无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94]但是就自由民主制的巩固和发展而言，主要政党在特定政策立场上的极化导致的政治僵局和激烈对抗，虽说也会对自由民主制的运作，和民众对于自由民主制的印象产生消极作用，但是其伤害相较于政体立场极化来得轻微，因为主要政党对于民主政体的存续与否并无歧见。但是政体立场极化的出现，则直接关乎自由民主制本身能否有效存续，而政体立场极化诉求，主要是由反体制政党所提出并力图实现的。因此，衡量一国政治极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反体制政党的存在与否及其主要影响力。无论何种政体，离经叛道者总是不乏其人，自由民主制也不例外。只要特定的反体制政党的影响力较为有限和轻微，自由民主制的存续则基本无虞。一般而言，自由民主制政体之下的反体制政党，多为在主流政党之外重新成立的政党，诸如英国独立党（UKIP），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均为这种情况。而这类政党的影响力在多数情况下均比较弱小，充其量只是自由民主制下的有限“杂音”，无法对整个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产生根本的影响。当然不排除在特定的情况下，这类反体制政党也会迸发出强劲的能量，比如英国独立党对脱欧议题的反复渲染和炒作，迫使执政的保守党不得不采取脱欧立场，而脱欧议题随后撕裂了整个英国政党体系甚至整个英国社会。这样的情况固然是政治极化加剧的表现，但是这依然只是相应议题立场上的极化，而无关整个政治体制的性质。

但是在中东欧，由于反体制政党的出现而导致的政治极化现象，却有一个全新的表现，这就是原有主流政党的激进化。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当今匈牙利的执政党青民盟。在匈牙利转轨的过程中，青民盟是鼓吹实现民主化的急先锋，现主席维克多·欧尔班也是当时民主化的“弄潮儿”。在青民盟第一个执政周期（1998-2002）中，青民盟的统治风格也几乎完全符合自由民主制的理想模板，在国际民主评级机构的评分中，匈牙利的分数也在青民盟的第一个执政周期中节节走高。就匈牙利政坛来说，青民盟毫无疑问是属于主流民主派。但是2010年青民盟再度执政之后，却大步走向曾经的自身的反面。再度执政后的该党全面削弱权力制衡机制，压制反对党的生存与活动空间，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遏制国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空间，并因此与欧盟处于长期的冲突之中。为什么青民盟的前后执政风格会发生如此剧变？就匈牙利自身的政权更替过程而言，完全符合“协议转型”[95]（Pact Transition）的模式：反民主势力的能量和怨气理应得到最大程度的化解和遏制，主流的民主建制势力应当拥有最充足的筹码来巩固民主制，并且将自身也牢牢置于民主规则之中；但偏偏是通过协议进行转型的匈牙利，出现了主流政党的激进化（也可称为反体制化），坚决反对自身曾经大力参与建设的民主体制。

主流政党激进化趋势的出现，使得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整个中东欧的转轨进程。1989年政权更替之际，遍布整个中东欧乃至苏联地区的“民主”呼声，究竟呼唤的是什么？中东欧精英和民众所要求的“民主”，究竟是“民主”的本真，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观察和担忧的那样，夹杂着大量民粹主义的杂音？[96]或者换一种表述，整个中东欧的政权更迭和转轨进程，中东欧民众和精英所要求的，究竟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还是只是想和共产党政权告别？虽说主流政党激进化的最突出例子只出现在匈牙利，但是考虑到匈牙利转轨的特点以及匈牙利本身所处的转轨排头兵位置，其案例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既然青民盟的激进化战略能够取得成功，其余国家的执政党为了保住权位自然会考虑起而效仿。同时，青民盟的案例也为我们进一步考察中东欧政治生态和政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中东欧，由于整个政治发展进程的相对滞后，中东欧政党多数是所谓的“蝌蚪党”。[97]这类政党缺乏完善的组织，主要依赖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政治手段，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能称之为政党，而主要应当被视为是领导人的竞选工具。除了前共产党的后继党之外，中东欧地区拥有比较完善组织体系的政党着实很少，但是青民盟却是一个有着比较严密和完善组织体系的政党。根据现有的研究，从地方组织体系、中央组织能力以及政党中枢对于议会以及政府中党员的掌控来看，青民盟称得上是一个严密且完善的现代化政党。[98]组织严密的政党对于领导人个人野心的施展，是具有相当约束作用的，领导人很难纯粹按照自身意愿行事。要知道，在匈牙利的转轨进程中，青民盟也是积极要求民主和推动转型的，在第一个执政期内又是完全按照自由民主制的标准履行统治职能，其自身定位应当是自由民主建制派，其成员也应当是支持自由民主制的。但是1998年之后，欧尔班推动青民盟的意识形态转型，逐步在青民盟内部建立起了自己的一言堂；同时青民盟的意识形态定位，也迅速转为反自由民主建制的民族-民粹主义保守派。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欧尔班并未在青民盟内部领导层受到强有力的抵制，也未曾见到青民盟党员形成有效的反抗行动。青民盟从上到下几乎是全盘接受了欧尔班的意识形态定位改造，对于欧尔班在野和在朝时期对自由民主建制的挑战，青民盟也是全方位提供配合。这就不由得让我们进一步深思，作为拥有完善组织架构的自由民主建制派政党，青民盟内部为何无法对欧尔班本人形成有效的约束和遏制？究竟是欧尔班本人的政治手段高超，还是民主诉求在中东欧自由民主建制派政党内部也并未真正扎根？

五、结语

进入新千年以后，中东欧国家入盟诉求陆续得以实现，在诸多学者和观察家认为中东欧转轨进程即将告成之际，波兰法律与正义党上台，中东欧极右民粹和激进右翼势力掀起了一波剧烈的回潮，其势头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是有增无减。虽说所谓的“民主转型范式”，在西方学界内部也已经受到相当的质疑乃至否定[99]，但是即使转型的模式受到质疑乃至否定，在西方学者看来，中东欧的转型作为一种迈向自由民主制的尝试，其本身依然是成功的。但是中东欧国家出现的这种趋势，毫无疑问地表明，中东欧的政治发展陷入了某种“困境”。西方学界将中东欧政治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形容为“同步性困境”；我国学者秦晖则将其进一步形容为一个“考古挖掘的堆积面”[100]，积累了各个层面所存留的遗迹，每一步发展都是“负重而行”。应当说，这是一个恰如其分地比喻，中东欧的历史自主发展进程屡次被外力打断，其自身的历史演进有着明显的外力强加痕迹。但是，所强加的外力无法在根本意义上消弭中东欧历史演进的自身色彩。一个社会的制度组成可以被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既有的研究已经指出，非正式的制度约束往往比正式的制度约束更为本质，更为深刻，更加难以改变。[101]就中东欧而言，其所有的正式制度约束往往是外力所强加的结果，无法从更深刻的层面上反映中东欧社会民众乃至精英的实质性需求，故而往往更为脆弱；而非正式的制度约束则是其自身社会发展和演进的结果，因此更能够体现出民众-精英的实质诉求。中东欧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即使在苏联阵营的高压控制之下，中东欧国家内部的“萨米兹达特”文化也十分昌盛[102]，从未消亡。笔者在西方学者和秦晖教授的比喻基础上，尝试再作进一步阐发：由于缺乏历史进程发展的连贯性，中东欧的历史进程发展就像是一条被截为几段的蚯蚓，每一段都有自身的生命力和活性；因此在后续的历史发展中，很难确定具体的事件会触动哪一段的“敏感神经”，进而引发特定的反应。这并不是说经济因素不重要，只是由于中东欧具体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破碎性，经济因素的作用机制会受到多重扭曲，其效力的作用方式更为复杂和多样，难以直接确定。

综上所述，结合中东欧自身历史发展的特点和现实中的实例，对于中东欧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势力的兴起和发展，社会-文化因素具有比经济因素更为强大的解释力。经济因素的作用发挥有赖于和具体的社会-文化因素相结合，其作用机制受到多重的扭曲和限制，难以较为直接地被确定和观察。

无论是激进右翼还是极右民粹，其诉求的重要根基依然在于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的形态，根据国家和民族形成次序的先后，有学者将民族主义区分为国家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103]；也有学者根据民族主义中“民族”一词的具体界定特点，将民族主义区分为公民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104]文化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都是指民族形成于民族国家之前的情况，由于国家独立的缺乏，这两种民族主义都具有比较明显的排外性，中东欧的民族主义无疑符合这两种情况。同时，由于中东欧国家独立的时间更短，缺乏实质性独立（即国家命运基本不受外力干涉决定的情况）的时间更长，中东欧民族主义的排他性也更为突出。转轨以后，外资的大量涌入使得中东欧民众感慨“坦克”（Tank，意指苏联的军事控制）走了，“班克”（Bank，意指西方资本对本国经济的掌控）来了。[105]这种情绪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牢骚，但是考虑到中东欧自身的特点，其内含的深层次诉求不容忽视。长期缺乏独立之后就被迅速卷入全球化进程，这种发展历程使得中东欧民众的无根感和不安全感，远较西欧民众来得更为强烈。也正因为如此，基于这种民族主义的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在选举中能够有更为强势的表现，甚至直接成为执政党。

根据已有的研究，决定一国政党之间的对立和具体政治运作的，是一国在具体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冲突线”（Social Cleavage）。[106]中东欧学者据此梳理出中东欧社会在转轨之后所形成的五大“冲突线”[107]：（1）新、旧特权阶级之间；（2）贫、富阶层之间；（3）自由普世主义者、民族传统保守主义者之间；（4）亲欧盟、疑欧派之间；（5）主体民族、少数民族之间。既有的研究指出，任何民主社会都无法避免冲突线的存在，但是只要一个社会的冲突线能够彼此交叉，就能够舒缓社会的对立程度，保证民主制的稳固和存续，避免出现社会对立的加剧。[108]但是结合中东欧近年来政治-社会发展的现实及其历史轨迹，中东欧的社会冲突线，越发集中于自由普世主义亲欧盟势力和民族主义保守疑欧派之间，亦即，究竟是遵循中东欧各国自身的传统，还是继续选择外加的模式。依照前文所述，中东欧的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比之于西欧同类显得更为“年长而传统”，似乎其吸引力应当主要集中于中老年人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109]，中东欧的年轻一代思想更为开放和多元，那么在文化价值观立场上持保守倾向的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理应在年轻一代中获得较少的共鸣，但是情况恐怕并非完全如此。根据波兰民意调查机构（CBOS）的调查[110]，在2015年波兰议会大选中，年轻人群（18-29岁）投票总数的25.8%选择了法律与正义党（PIS），只有14.6%的年轻人选择了更为自由主义的公民纲领党（PO）。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在年轻人中获得了最大份额的支持，虽然并不居于绝对多数地位。同样的例子还有匈牙利的尤比克党（JOBBIK），该党在匈牙利年轻人中广受欢迎。可以这样说，基于文化-种族民族主义，力主保持本国本民族特色，具有强烈排外色彩的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诉求，在中东欧各个年龄段人群中都广受欢迎。中东欧地区是我国“一带一路”计划连接欧亚的关键枢纽，我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影响近几年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越发得势的情况下，如何确保我国不成为这些势力所针对的对象，是一个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因为经济因素作用的次要地位，绝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国的项目提高了中东欧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准和社会福利水平，就诸事大吉了。如何能够通过论证和宣传让中东欧民众乃至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势力相信，我国的投资、我国的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提升，绝对无碍于这些国家自身民族传统的存续，是一个值得细细探讨的课题。现今这两股势力主要的针对目标，依然是欧盟以及获得欧盟支持的本国建制派精英。我国暂时还不会进入这两股势力的“视野”，但是这种缓冲地带还能够存在多久，恐怕很难确定。为了“一带一路”计划的顺利推进，需要尽快研究对策，做好准备。

此外，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自由民主制传统较为薄弱的国家，激进右翼和极右民粹主义势力更为强势，排外性更为明显；而自由民主制传统较为深厚的国家，这两股势力的实际力量则相对有限，其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立场也更为自由主义和多元化，比如捷克的海盗党（CPS-České Pirátské Strany）。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类民粹主义政党就无碍于我国“一带一路”事业的推进。捷克海盗党自2018年下半年布拉格地方选举获胜并夺得布拉格市政领导权之后，反复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加强与我国各种分裂势力的联系，最终导致了布拉格-北京之间姐妹城市关系的终止。[111]深刻把握中东历史发展特点，了解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文化遗产，并灵活应对各种民粹主义势力的活动和诉求，是我国“一带一路”计划在中东欧顺利推进并成功打通亚欧大陆连接，必须面对的课题。

————以下注释————

[1]潘兴明：“关于中东欧地区特殊性的历史解读”， 2018年6月19日， https://xw.qq.com/cmsid/20181021G0HO2Y/20181021G0HO2Y00

[2]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America, Cambridgeand New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81-187; David Ost, “Laborand Societal Transition”, Problems ofCommunism, 1992, Vol.33, No.5-6, pp.48-51.

[3] Bela Greskovits, The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st and Patience,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1988, pp.7-22.

[4]在格雷舍科维契的论述中，也提到了文化方面的原因（共产主义的遗产），但是纵观其整部著作的论述，经济相对富足赋予中东欧新兴民主国家抵御危机的能力，依然是民主得以存续的第一位因素，参见Bela Greskovits, The PoliticalEconomy of Protest and Patience,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Press, 1988, pp.212-215.

[5] Adam Przeworski, “What makes Democracy end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6, Vol.7, No.1,pp.39-55.

[6]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America, 1991,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90.

[7] “What is Article 7, the EU’s ‘nuclear option’?”, Politico, 9.12.2018,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graphic-what-is-article-7-the-eus-nuclear-option/

[8] Lili Bayer, “Timmermans to Warsawand Budapest:Rule of law fight isn’t over”, 9.16. 2019,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timmermans-to-warsaw-and-budapest-rule-of-law-fight-isnt-over/

[9]捷克语，意为：“公民不满意”。

[10] Thomas Piketty, Capital, Cambridge, MA:Bellnap Press, 2014; Jacob Hacker, The Great Risk Shift: The New EconomicInsecurity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Matthew J. Goodwin, OliverHeath, “The 2016 Referendum, Brexit and the Left Behind? An aggregate-levelanalysis of the result”, Political Quarterly, 2016, Vol. 87, No.3,pp.323-332.

[11] Ronald Inglehart, Cultural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 1990;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1997.

[12]WorldValue Survey

[13] Pippa Norris, “Trump,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 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2016-7-29,https://research.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Index.aspx

[14]欧盟对中东欧国家提出了入盟的哥本哈根标准（Copenhagen Criteria），其中第一条就是存在运转良好的自由民主政体，这本身就构成了对民粹主义和激进右翼势力的外在压制，虽说这种压制的力道远不如当年的苏联。

[15]朱晓中：“中国中东欧研究的几个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5期。

[16] Michael Minkenberg, “The Radical Right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andEa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Observation andInterpretation”, East European Politicsand Societies, 2002, Vol. 16, Issue.2, pp.335-362.

[17] Welchel Volker, „Rechtsradikalismus inOsteuropa-ein Phanomen sui generis?“, Osteuropa,2002, Vol.52, No.5, pp.612-620.

[18] Vit Hlousek, Lubomir Kopecek, Origin,Ideology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East-central and WesternEurope Compared, Farnham, Burlington:Ashgate Press, 2010.

[19] Astrid Botticher, Miroslav Mares, Extremismus. Theorien-Konzepte-Formen, Munich: Oldenbourg Verlag, 2010.

[20]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Right Parties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1]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04, Vol.39, Issue.4, pp.542-563; BenStanley, “The Thin Ideology of Populism”, Journalof Political Ideology, 2008, Vol.13, Issue.1, pp.95-110; DanieleAlbertazzi, Duncan McDonnell, Twenty-FirstCentury Populism: The Specter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1-14.

[22] Cas Mudde, Radical Right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8-19.

[23] Cas Mudde, Radical Right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pp.21-23.

[24] Cas Mudde, Racist Extremism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Routledge, 2005, pp.266-285.

[25] Klaus Von Beyme, „Parteien im Prozess derdemokratischen Konsolidierung“, in Wolfgang Merkel(eds.), Systemwechsel 3, Parteien im Transformation-sprozess,1997,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pp.22-56.

[26] Jahn Egbert, Nationalism in Late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2008, Vol.1,Baden-Baden: Nomos Verlag, pp.10-18.

[27] Stanislav Balik, Michal Kubat, Undemokratische Regime: TheoretischeVerortung und Fallbeispiele, Berlin: Verlag Barbara Budrich, 2015.

[28] Klaus Von Beyme, „Rechtsextremismus inOsteuropa“, in Hans-Gerd Jaschke (eds.), Rechtsextremismus.Eegebnisse und Perspektiven der Forschung. Sonderheft PolitischeVierteljahreszeitschrift,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6, pp.423-441.

[29] Timm Beichelt, Michael Minkenberg,„Rechtsradikalismus in Transformationsgesells -chaften, Entstehungsbedingungenund Erklärungsmodell“, Osteuropa,2002, Vol.52, pp.248- 263.

[30] Welchel Volker, „Rechtsradikalismus inOsteuropa-ein Phanomen sui generis?“, Osteuropa,2002, Vol.52, pp.612-620.

[31] Michael Minkenberg, HistoricalLegacies and the Radical Right in Post-Cold Wa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Stuttgart:Ibidem Verlag, 2010, pp.10-27.

[32] Cas Mudde, “Extreme Right Parties in Eastern Europe”, Patterns of Prejudice,2000, Vol.34, Issue.1, pp.5-26.

[33] Cas Mudde, Radical Right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4] Cas Mudde, Racist Extremism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Routledge, 2005, pp.266-283.

[35] Vit Hlousek, Lubomir Kopecek, Origin,Ideology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East-central and WesternEurope Compared, Burlington:Ashgate Press, 2010, pp.214-216.

[36] Ronald Inglehart, The Silent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37] Piero Ignazi, “The Silent Counter Revolution. Hypotheses on theemergence of extreme right-wing parties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992, Vol.22, Issue.1，pp.3-35.

[38] Hans-Georg Betz, “The new politics of resentment: Radical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Comparative Politics, 1993, Vol.25, No.4,pp.412-428.

[39] Michael Minkenberg, “The Radical Right in Post-socialist Central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Observationsand Interpretations”, Eastern EuropePolitics and Societies, 2002, Vol.16, Issue.2, pp.336-363.

[40]近年来，西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也开始要求保留甚至扩大广泛性的社会福利体系，但是综合而言，在经济立场上，西欧极右民粹主义政党的立场比它们的中东欧同类更为自由化。参见Sarah L. de Lange, “A New Winning Formula? The Programmatic appealof the radical right”, Party Politics,2007, Vol.13, Issue.4, pp.410-435.

[41] Herbert Kitschelt, “Formation of Party Cleavage in Post-CommunistDemocracies,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PartyPolitics, 1995, Vol.1, Issue.4, pp.447-471.

[42] Within the state but outside the nation，参见Cas Mudde, Radical Right Populist Parties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3] Michael Minkenberg, “The European Radical Right and Xenophobia inWest and East: Trends, Patterns and Challenges”, in Ralf Melzer and SabastianSerafin (eds.), Right Wing Extremism in Europe. Country Analyses, Counter-Strategies andLabor-Market Oriented Exit Strategies, Berlin: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2013.

[44] Andrea L. Pirro,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Different Context and Issues of theProphet of the Patria”, Government andOpposition, 2014, Vol.49, Issue.4, pp.600-627.

[45] Cas Mudde, “In the Name of Peasantry, the Proletariat, and thePeople: Populism in Eastern Europe”, inYves Mény & Yves Surel (eds.) Democracies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 London: PalgraveMacmillan, 2001, pp.214-232.

[46] Ben Stanley, “The Polish Self-Defense Party: from agrarian protestto the politics of populism, 1990-2007”,in Dirk Strijker and Ida Terluin (eds.), RuralProtest Groups and Populist Political Parties, Wageningen: WageningenAcademic Publisher, 2015, pp.332-353.

[47]政治民粹主义应当也包含诸多类别，只是在穆德的著作中，他本人的政治民粹主义定义等同于极右民粹主义政党，参见Cas Mudde, “In the Name of Peasantry, the Proletariat, and thePeople: Populism in Eastern Europe”, pp.33-52.

[48]转轨之初，中东欧国家政坛的主导力量往往避免使用“政党”一词，比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以及斯洛伐克的“公民反暴力运动”。在中东欧民众的长期经历中，其内心潜在的认知就是政治=暴力，政党=专制或是压制。

[49]有关这一点最详尽的论述可见MarcM. Howard, The Weakness of Civil Societyin Post- Communist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50] Vaclav Havel, Do ruznychstran. Eseje a clanky z let 1983-1989, Praha: Lodove noviny, 1989, pp.106-107.

[51] Ost David, The Defeat ofSolidarity: Anger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52] Herbert Kitschelt, “Formation of Party Cleavages in Post-CommunistDemocracies: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PartyPolitics, 1995, Vol.1, Issue.4, pp.447-472.

[53] Herbert Kitschelt, Lenka Bustikova, “The Radical Right inPost-Communist Europe. Comparativeperspectives on legacies and party competition”, Communist and Post- Communist Studies, 2009, Vol.42, Issue.4,pp.459-483.

[54] Herbert Kitschelt, Lenka Bustikova, “The Radical Right inPost-Communist Europe. Comparativeperspectives on legacies and party competition”, pp.464-465.

[55] Ibid, p.465.

[56] Herbert Kitschelt, Lenka Bustikova, “The Radical Right inPost-Communist Europe. Comparativeperspectives on legacies and party competition”, pp.467-468.

[57] Paul Hockenos, Free to hate,the Rise of the Right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3.

[58] Cas Mudde, “Extreme Right Parties in Eastern Europe”, Patterns ofPrejudice, 2000, Vol. 34, Issue.1, pp.5-26.

[59] Michael Minkenberg, “The Radical Right in Post-socialist Central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Observationsand Interpretations”, Eastern EuropePolitics and Societies, 2002, Vol.16, Issue.2, pp.336-363.

[60] Jan Holzer, Miroslav Mares(eds.), Challenges to Democrac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1-15.

[61][英]安东尼·吉登斯主编：《欧洲模式：全球欧洲，社会欧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23-224页。

[62]概而言之，中东欧乃至整个欧盟内部的疑欧主义主要分为两类：软疑欧——强调主权国家的作用以及欧盟作为主权国家间的合作组织，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和国家主权的进一步让渡；硬疑欧——国家脱离欧盟，整个欧盟解散。

[63] Michael Minkenberg(eds.), Transformingthe Transformations? The Eastern European Radical Right in the PoliticalProcess, London:Routledge, 2015, p.349.

[64] Enrique Hernández, Hanspeter Kriesi,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2016, Vol.55, Issue.2, pp. 203-223.

[65] Hanspeter Kriesi, Takis S. Pappas(eds.), European Populism in the Shadow of the Great Recession, Colchester: ECPR Press, 2015.

[66] Miroslav Mares, “The Extreme Right’s relationship with Islam andIslamism in East- Central Europe: from Allies to Enemies”, East European Politics & Societies, 2014, Vol.28, Issue.1,pp.205-222.

[67]参见前文。

[68]主要表现为消灭车臣叛军，保证俄罗斯内部政治版图的统一和稳定，利用能源议题加强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合作等。

[69]诸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全美广播公司（N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等。

[70]比如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Valdai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71] Andrew Rettman, “Russia-linked fake news floods French socialmedia”, 20.04.2017, https: //euobserver.com/foreign/137624

[72]详见该网站https://www.polygraph.info/

[73]笔者曾经对“测谎仪”的判断结果做过简单的统计，虽说西方媒体专家承认俄罗斯新闻报道也有真实性，但是其整体判断结果毫无疑问是负面的，尤其是涉及俄罗斯媒体针对俄罗斯国内反对派的报道。

[74] James Kirchick, The End ofEurope,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75] Larry Diamond(eds.), Authoritarianismgoes global,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76]比如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让·玛丽·勒庞以及捷克直接民主党（SPD）领导人托米奥·岗村（Tomio Okamura），案例很多，此不赘述。

[77] Peter Ucen, “Centrist Populism as a New Competitive andMobilization Strategy in Slovak Politics”, in Olga Gyarfasova, GrigorijMeseznikov(eds.), Party Government inSlovakia: Experience and Perspective, Bratislava: Institute for PublicAffairs, 2007, pp.45-72; 以及 Grigore Pop-Eleches, “Throwing out the Bums: Protest Voting andUnorthodox Parties after Communalism”, WorldPolitics, 2010, Vol.62, No.2, pp.221-260.

[78] Judith Mischke, “Slovak police detain suspects in journalist murdercase”, 27.09.2018,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slovak-police-detain-suspects-in-journalist-murder-case-jan-kuciak-martina-kusnirova/

[79] Siegfried Mortkowitz, “Slovak PM Robert Fico resigns”, 15.03.2018,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robert-fico-resigns-slovakia-prime-minister/

[80] Jan Kuciak, “Jan Kuciak’s last story: Italian mafia’s tentaclesreach into Slovak politics”, 28.02.2018,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jan-kuciak-last-story-italian-mafias-tentacles-reach-into-slovak-politics/

[81] Francois Bafoil, “Quelques aspects de la corruption dans leseconomies postcommunistes. Un point de vue sociologique”, Communisme, 2000, Vol.64, pp.45-65.

[82] Marc Marje Howard, TheWeakness of Civil Societ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pp.25-29.

[83]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WGI），是由世界银行所开发的衡量世界各国政府治理指数的指标体系。虽说这一指标体系远非完美，但却是如今有关政治治理能力衡量的较为客观和全面的指标体系，详见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dataset/worldwide- governance-indicators

[84]EuropeanValue Survey

[85] Russell Dalton, Christian Welzel(eds.), The Political Culture Transform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pp.164-175.

[86]比如，自由之家，FreedomHouse。

[87] Tim Haughton, “HZDS: The ideology, organization and support base ofSlovakia’smost successful party”, Euro-Asia Studies,2001, Vol.53, No.5, pp.745-769.

[88]参见斯洛伐克大选数据库https://sites.google.com/site/marekhlavac/slovak_data_project

[89]马细谱主编：《中东欧转轨二十五年——观察与思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67-69页。

[90]参见朱晓中主编：《中东欧转型二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91-193页。

[91]金雁、秦晖著：《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转轨与思想变迁》，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291-292页。

[92]匈牙利青民盟2010年胜选执政之后，有关总理欧尔班（Orban）的腐败传闻就不绝于耳，但是欧尔班的回应也发人深思：“我本人就算是腐败，难道我比你们以前选出来的领导人更为腐败吗？”。参见Richard Field, “Is Viktor Orban really the second most corruptpolitician in the world?”,14.01.2015,https://budapestbeacon.com/is-viktor-orban-really-the- second-most-corrupt-politician-in-europe/;也可参见AttilaMong, David Jancsics, “How the Orban government ‘eradicated’ corruption inHungary”, 22.01.2016, http://visegradrevue.eu/ how-the-orban-government-eradicated-corruption-in-hungary/

[93]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ondon: ECPR Press, 2005, p.120.

[94]在野党在重要政策上的立场，一旦为执政党所拒斥，且拒斥立场不作丝毫更改的话，有可能会推动在野党走向试图改变整个政治体制的进路。

[95]指的是原先极权或者威权政权的掌权势力中的改革-温和派和反对派中的温和派共同联合，通过订立协议设定转型议程，来最终实现整个政治体系的民主化。这一转型模式被认为是最有利于未来民主制的巩固和长久存续。详见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9-21.

[96] Wolfgang Merkel(eds.), Systemwechel, Theorien, Ansatze,Konzeptionen, Leske und Budrish, 1994, Tom.1.

[97]意指政党没有广泛且深入的地方组织，只是依靠主要领导人和中央机构进行活动。参见金雁、秦晖著：《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经济转轨与思想变迁》，第327页。

[98] Margit Tavits, Post-CommunistDemocracies and Party Organiz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212-213.

[99] 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of Democracy, 2002, Vol.13, No.1, pp.5-21.

[100]金雁著：《从东欧到新欧洲，二十年转轨再回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5页。

[101][美]道格拉斯·诺斯著：《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1页。

[102] Samizdat，指中东欧国家在苏东阵营统治时期的地下印刷所和出版物，主要内容为宣扬自身民族文化，抨击苏联和苏联支持下的本国共产党政府的统治政策。

[103]李寒梅著：《日本民族主义形态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一章第二节。

[104]叶礼庭著：《血缘与归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4-6页。

[105]金雁、秦晖著：《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转轨与思想变迁》，第三章。

[106] Stein Rokkan, Seymour Martin Lipset,Party System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Free Press,1967.

[107] Jan Vecernik, Petr Mateju, Ten Years of Rebuilding Capitalism.Czech Society after 1989, Prague:Academia, 1999.

[108][挪]斯坦因.U.拉尔森主编：《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十九章。

[109]金雁著：《从东欧到新欧洲  二十年转轨再回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6-67页。

[110] CBOS: “Elektoraty PO i PiS w ostatnich dwunastu latach”, Komunikaty z badań, 130/2017, 2017.

[111] Ian Willoughby, “Beijing endsAgreement with Prague– but can spat harm Czech Capital?”, 10.10.2019,https://www.radio.cz/en/section/curraffrs/beijing-ends-agreement-with- prague-but-can-spat-harm-czech-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