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中:浅谈转轨研究中的理论范式之争

[内容提要] 转轨学曾经是研究20世纪70年代南欧和拉丁美洲国家从独裁政治向民主政治转轨进程的重要理论工具,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东欧和独联体转轨研究重点主要理论之一。但是,它本身具有的理论缺陷导致其不能恰如其分地分析发生在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政局剧变和转轨进程。学者们围绕转轨学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了争论:如何界定转轨学、转轨学是否为研究后共产主义的主要方法、转轨学是否已经过时。新一代转轨问题研究者面临着重大挑战:开发新的理论工具以解释与南欧和拉丁美洲转轨存在诸多差异的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转轨进程。

[关键词]转轨学  现代化理论 中东欧 俄罗斯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艰巨的挑战。多年来,政治学、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领域中热衷比较研究的学者一直在寻求开发能够解释从传统到现代、从欠发达到发达、从社会主义政体到西方式民主政体的转变的理论。这种努力产生的问题是:那些可能适合解释南欧和拉丁美洲政治变动的理论是否也能够成为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转轨的理论基础,中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及其后的转轨是否需要一种全新和独特的理论方法。

1989年至今已经30年,学术界对中东欧国家转轨的研究汗牛充栋。研究工具从现代化理论、转轨学、一体化理论到区域国别方法,不一而足。而学术界对转轨学作为研究中东欧国家转轨存在巨大争议。一种批评认为,转轨学与之相关的现代化理论主导了对中东欧国家转轨的研究,转轨学已经成为一种近乎正统的学说。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1990年以来中东欧国家转轨的诸多方面与南欧和拉丁美洲的转轨存在差异,基于后者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不能对前者的政治转轨进程中的各种变量进行恰如其分的解释,导致开发误导的研究议程以及对经验证据的错误解释。

本文主要使用历史分析法,对1990年以来转轨研究中使用的工具进行荦荦大端式的讨论,检视其不同的研究工具在中东欧国家转轨研究中的利弊,讨论转轨研究是否需要新的理论工具。

 

一、早期转轨研究方法:苏联学和比较研究

 

在冷战期间,对东欧和苏联的研究是苏联学或克里姆林宫学(又称地区研究)的专有资产。其主要表现是,使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地区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苏联学内容不断增加。最初,一些政治学家尝试着将社会科学应用于东欧研究,即用多元化模式描述苏联式社会主义社会,而另外一些人(如布热津斯基)则提出认识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的标准化理论。到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学的方法论中又增添了所谓比较共产主义。由于该方法的拥趸通常不使用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因此,比较共产主义当时未能成为苏联学的主流。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因制度变化致使原有的研究对象含混不清,导致苏联学的研究受到极大挑战。甚至有学者认为,苏联的解体也意味着苏联学的灭亡。但苏联学研究者们依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对象国被其它领域的研究者所侵蚀。他们坚持认为,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转轨史无前例,不应该混同于上个世纪70年代南欧和向民主过渡的一般话语。南欧和拉丁美洲部分国家从集权统治向民主制度的过渡,是从一种政治体制向另一种政治体制转变,是单一转型问题。而1989年之后中东欧国家面临双重(政治和经济的),甚至是三重(政治、经济和新民族国家的建立)的转轨过程。这些因素使得中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等独联体的转轨比70年代发生的向民主的转轨困难得多,但也因此使得这一研究拥有独特性,这种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转轨语境日渐清晰,导致众多研究者认为,不适宜将70年代南欧和拉丁美洲的转轨与90年代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转轨相提并论或进行比较。

 

二、转轨研究方法之二: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是关于落后国家发展的一种理论,缘起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后由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帕尔森斯发展为关于发展的现代化范式。该理论勃兴并流行于上个世纪50-60年代。

现代化理论试图给出导致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变量,并解释社会进化的进程。该理论强调,不仅要关注一个社会变化进程,也要对这种变化做出回应。法国社会学先驱涂尔干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类型的社会。一类是传统社会,另一类是现代社会。前者以社会内部群体的稳固性组织为特征;后者以多元的社会分工为特征。现代化指前者向后者的转轨。与涂尔干不同,德国社会哲学家韦伯认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科层化。工业化和科层化又意味着理性化,即资本利用的有效化过程、减低投入增加产出的过程、击败竞争对手的过程及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过程。对此类过程,韦伯统称为资本主义精神。涂尔干与韦伯的理论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但是二者所强调的东西是一样的,那就是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或东方西方社会形态的转型。因此,现代化理论坚持认为,传统社会只有在实现更现代的行为方式,社会才会发展。

许多研究者将现代化与民主进程挂钩。李普塞特等人的专著《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拉丁美洲》一书认为,经济行为至少以两种方式对民主产生影响:第一,经济增长对民主的重要性大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第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社会变化经济增长(现代化)既是民主制度产生的原因,又是它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因为左派思想家的目的论和普遍主义主张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开始向沉寂。

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后,一些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又重拾现代化理论,美其名曰新版现代化理论(抽调目的论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前提),以此来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生在苏联的改革与公开性,以及东欧国家政局剧变。

现代化理论认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意味着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的胜利,同时也重建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该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遗产体现了传统,而西方社会(一个特定的形象)代表了现代化工程的最终目标。现代主义方法认为,转轨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只有一个方法,及这些国家需要采纳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和金融制度,并根据西方的规范调整国家结构和预算。简而言之,转轨国家需转变成拥有西方式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社会。

现代化理论认为,中东欧国家的现代化(转轨)在很大程度上是精英驱动的。这些社会中相对较小的团体有能力发起社会变革的项目。古典现代化理论将城市资产阶级或企业家作为现代社会的推动者。在现代主义转轨理论中,那些鼓吹在西方制度基础上构建新秩序的精英或变革推动者被视为激进的改革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与原政权相联系的保守和阻碍力量)。通过这些现代化者移植西方的体制,培育能够维持新秩序的行动者。换句话说,现代化思想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如果你创建了适当的制度,它们将塑造占据这些制度的个人,这样个人的行为就会符合制度的约束和要求。

现代化理论一度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若干国家转轨进程的研究范式之一。这种新版现代化研究与古典现代化研究与的相似之处在于,在国家层面对发展的研究使用三个主要变量:内部因素、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现代化理论的新版与古典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古典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是发展的障碍;而新版理论认为传统是发展的一个附加因素。在方法论上,古典现代化理论采用抽象层次较高的理论构建;新方法应用了在历史背景下给出的具体案例研究。在发展方向上,古典视角侧重向欧美模式靠拢的单向路径,新版视角则倾向于发展的多向路径。在外部因素和冲突方面,古典理论相对忽视对外部因素和冲突,而新版理论则更为重视。

当然,现代化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观点也存在不足:现代化不可能意味着一条通往社会进化单一终点的道路,因为即使是西方国家本身的经验也过于多样化,不足以证明全球趋同的假设是正确的。

 

三、转轨研究方法之三:转轨学

所谓转轨学是研究从一种政治制度向另外一种制度(主要是从非非民主民主制度)转变的过程。转轨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1970年,鲁斯托夫发表著名的《向民主转轨--走向动态模式》,开创了转轨研究的新领域,他本人也被称之为转轨学教父。

20世纪80年代,一群学者发起了一个名为转轨项目的研究。这是一个专门研究南欧和拉丁美洲威权统治瓦解的研究议程。他们放弃使用现代化理论对民主进行宏观解释,认为这种方式过于狭隘和悲观,不适用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突然爆发的民主化进程。

转轨项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化的主张,当然这些民主化的主张是以西式民主为内核的。这些主张构成了有关南欧、拉丁美洲、以及在亚洲、非洲和中东欧地区政局剧变及转轨的一些理论原则,它们后来被称为转轨学的核心。首先,民主要扎根没有任何先决条件(除了鲁斯托夫强调国家统一外);其次,向民主转轨过程中的主要因果变量是精英阶层的讨价还价,尤其是前政权领导人与反对派代表之间的互动。市民社会和政党的重要性只是在转轨进程的较晚阶段才发挥作用,同时,国际行为者对民主进程的影响的小于国内因素的影响;第三,不同的精英互动模式或不同的转轨模式影响民主化的前景,并影响所出现的民主的体制特点和质量。早期转轨学家认为,最有利于民主化转成功的轨模式是精英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讨价还价所达成的协议,这些有关棘手问题的协议可以抵消执政党内部强硬派和反对派内部激进派的影响。之所以强调协议转轨是因为,革命性的转轨和大规模社会动员会对民主化进程产生消极作用而不是相反。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转轨学家试图运用源自早期对拉丁美洲和南欧转轨研究得出的一套普遍的概念和假定来解释和指导原苏联集团国家向民主转轨的研究,以便以更一般的理论形式将不同地区的转轨共性呈现出来。这一方法已经成为绝大多数转轨学家研究中东欧转轨问题的一个基本工具。虽然他们不否认历史差异和转轨国家不同的遗产,但他们相信,当代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属性以及制度设计是更重要的因素。因此,转轨国家理所当然地可以放在更宽泛的比较框架中进行研究。

转轨学范式旨在显示多样化进程中的异同。研究者期望这个理论范式能够解释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转轨、转轨的失败,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各种变量。有些学者深知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转轨和南欧及拉丁美洲国家转轨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但他们依然坚称:虽然(中东欧)发展存在独特之处,但东欧的政局剧变可以视为从集权统治向民主转轨的更一般现象中的次范畴。中东欧问题的研究者可以从这一转轨进程中得出更一般化的理论。另外一些比较研究学者认为,虽然20世纪90年代的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转轨与南欧和拉丁美洲国家转轨之间存在一些相似性,但两者间存在重要的差异。90年代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转轨的双重性必须考虑到国际环境对其影响产生的重要影响。

转轨学范式相信,相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独特性来说,社会科学理论的一般性更重要。虽然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转轨具有某些独特性,但转轨学的拥趸认为,这些国家依然可以被包容进对所谓第三波民主化进程的比较研究范畴中来。转轨学派辩称,转轨学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部分,拥有比较政治学所有的方法论上和理论上的优势。

当然,转轨学诞生之后,人们围绕地区研究(苏联学)和比较研究(转轨学)和的优劣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苏联学(地区研究)和转轨学派(比较学派)之间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两种基本不同的科研方法的结果,苏联学或地区研究依靠的是实证研究/定量分析,而比较学派的社会科学方法则主要依赖解释学/定性分析。而且,这种区别往往又被后者缺乏可靠的统计数据(如舆论调查)所强化。但人们不能夸大方法论上的障碍。冷战后苏联学的学者之所以依然游离于一般的社会科学之外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视苏联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定产物。而转轨学又过分强调一般化、强调精英立场和作用、欧洲中心论,以及历史在解释偶然性时的作用,由此产出的经验性假设令人生疑。

 

四、转轨学是转轨研究中的霸权话语吗?

在中东欧国家和后苏联空间国家的转轨研究中,学者们将转轨学方法称为近乎正统和正确的方法。那么,转轨学是主导了1990年以来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转轨研究呢?

一些西方学者对一段时间内有关中东欧和俄罗斯研究的主流期刊进行了回溯,总结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如果把转轨学理解为首先出现在南欧和拉丁美洲研究中的文献,那么其中的大多数文章都没有转轨学方法的痕迹。这些研究没有参考有关转轨学的主要著作,没有使用这一术语。甘斯-莫塞尔(JordanGans-Morse)回溯了1991-2003年发表在10份期刊上有关后共产主义转轨的131篇文章。其中只有11篇明确讨论了现代化理论;而在这11篇文献中有9篇则质疑现代化理论为分析中东欧转轨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原苏东国家转型的学者们不再依赖于转轨论或现代化理论,而是使用了一系列折衷的分析方法。他们采用了比较视角,基于19世纪欧洲或美国转轨学者研究的所谓第三次浪潮之外的案例,并提出了新的分析框架,其中对政体变化结果的解释从地理到市民社会的发展各不相同。

其次,相当多讨论转轨学的学者不是为了促进它的应用,而是为了表明他们发现转轨学方法不适用于或不足以分析在东欧和独联体国家转轨中的诸多问题。他们认为,转轨学过分强调了国内因素,而对外部因素(苏联在东欧地区霸权主义的崩溃和西方后续推广民主和资本主义)在原苏东国家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关注不足。实际上,相比南欧和拉丁美洲民主化进程,外部因素在中东欧国家的政局剧变和后来的转轨过程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第三,最初的转轨学是在种族单一的地区和国家发展起来的,无法深入和客观分析东欧的政局剧变和转轨中普遍存在的种族多样性和尚未解决的民族认同问题。此外,转轨学对中东欧国家政治精英的关注过多,对群众运动和大规模抗议(如工会和地方政治)在政局剧变所发挥的重要角色研究不足。

第四,一些研究者认为,转轨学未能对中东欧国家近期出现的新威权主义提供分析框架。虽然转轨学家最初所研究的政局剧变被归为西式民主化的实例,但部分中东欧国家近期出现了偏离西式民主化道路的轨迹。这条轨迹更像是从社会主义向一种新形式威权主义的转轨,而不是向西式民主的转轨。因此,笼统地谈论整个地区的西式民主化趋势不符合实际,应当开发包括向威权主义和西式民主转轨的多轨道转轨理论。

在中东欧国家转轨最初15年间,西方大约有1/3的转轨问题研究者以转轨学作为中东欧国家政权变迁的出发点。即便如此,这些学者在借鉴转轨学方法的同时,也将国际体系的作用、民族与民族主义、群众运动与市民社会、地方政治和新形式的威权主义纳入进入其分析框架当中。还有一些学者着重研究社会主义制度遗产如何在转轨期间影响精英之间的互动。

在莫塞尔回溯的131篇文献中,只有7篇直接利用或主张利用转轨学对原苏东地区进行研究,或者将原苏东国家的案例与南部欧洲、拉丁美洲或其他第三波民主国家的转轨相比较。有学者称,需要从研究南欧和拉丁美洲的研究中整理出哪些洞见是有用的,不能以偏概全,盲目地将转轨学/民主巩固学用于中东转轨研究。

既然如此多的学者都认为转学不应成为中东欧和后苏联空间国家转轨研究的基本理论,为什么还有如此的多学者声称转学在转轨研究中占主导地位呢? 对此有几种解释。首先,似乎针对转学的批评声浪和反复强调的转学主张主导原苏东国家研究的是一种错觉,认为有许多但通常不知名的转轨学支持者存在,尽管在现实中,相关学者几乎一致认为,转轨学是原苏东国家转型新理论的一个不足基础。在这个领域里,对转轨学本身的批评,而不是众多的转轨学家,让关于转轨学的论述保持活力。第二,转轨学与其他变革理论的融合,如现代化理论,或新自由主义,增加了转轨学的批评者找到理由使用这个术语的语境。第三,在关于区域研究与比较方法的争论中,转轨学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尽管对转轨学的批评更广泛地指向社会科学方法,希望开发可概括的理论,这也提高了转轨学的知名度,增加了它在原苏东国家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印象。最后,原苏东国家转轨时期主流理论的批评家们似乎以多种方式使用了转轨学这个术语。因此,除了目前所分析的转轨时期文献的讨论之外,这个术语在其他领域也有一席之地。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有必要更广泛地回顾关于将转轨学应用于原苏东国家研究的争论。1990年代初期,将中东欧的转轨与南欧及拉丁美洲国家的转轨进行类比是原苏东国家研究中最时髦的主题之一。一些学者将1989年东欧政局剧变视为全球民主化趋势的一部分,呼吁对原苏东国家转轨的研究应采取更全面的比较方法。因为,要探究前者,必须首先将其纳入所谓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案例之中,然后才能厘清原苏东国家转轨与其他地区民主转型的异同。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研究原苏东国家转轨的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研究前东方阵营的中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及其后的转轨需要超越转学的理论方法。

 

五、批评与反思转轨学

虽然现代化理论和转轨学一度大行其道,但它们也招致了众多批评。其一,转轨学是通过研究南欧和拉丁美洲的案例而发展起来的文献体系。由于原苏东国家的转轨与拉美国家不同,很多国家具有独特性。因此,古典转轨学在原苏东国家的研究中显现出明显的缺陷,因为它不能解释这些国家转轨的多样性;其二,转轨学不过是对现代化理论的重新定义,是苏联学领域那些旧方法的现代版本,现在只把现代化等同于向西式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转轨;其三,转轨学方法基于对历史进程单一终点的假设,即向自由民主转轨,具有明显的目的论色彩。这种线性历史演进的假设对原苏东国家的研究产生了非建设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开发一种非终点性转轨的变化理论,以反对转轨一词所具有的内在目的论。

本文所讨论的转轨学大致有5个核心假设。其中被诟病最多的有三个。其一,强调政治精英们启动国家转轨的意愿的意义超越其他所有条件。换句话说,如果在适当的情况下,在正确的时间,精英的集体选择至少暂时可以消除诸如较低发展和教育水平,不利的殖民遗产或宗教传统,种族-语言分歧等结构性因素对转轨的消极影响。这种论点显示某种乐观的看法:如果有关行动者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世界上几乎任何国家都有建立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其二,从非西式民主式制度的转轨一定是转向西式民主制度,即所谓的目的论。其三,忽视国家建设。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和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案例表明,没有国家(重建)建设在先,西式民主转轨不可能出现。

2002年,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卡罗瑟斯发表了开创性的文章,宣布转轨范式的终结。该文在转轨学界造成了巨大轰动。他的观点后来被众多学者所引用或再证实。卡罗瑟斯认为,在众多转轨国家中,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甚至更少)真正走向西式民主,因此,转轨范式的假设已经不能解释纷繁复杂的转轨现实。他认为,除了向西式民主转轨的国家之外,世界上存在大量灰色地带。在这一地带中,软弱无能的多元主义或权力主导型的政治模式是一种常态状态,而不是转轨学者通常倾向于认为的介于威权向西式民主转轨的中间状态。卡罗瑟斯的这一分析至少已经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转轨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验证。

卡罗瑟斯的文章逐一批评了转轨范式五个核心假设与现实的矛盾性,并得出结论称,既有的转轨范式已经不能恰如其分地解释发复杂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人们应该放弃这种转轨范式,并将研究转轨分析的出发点从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如何进行?”转向:一个国家在政治上正在发生什么? 如果坚持认为观点转轨学依然保鲜,会导致盲目乐观,不仅会将对转轨的分析引向一条死胡同,并使决策者在其他方面误入歧途。因此,必须认识到转轨范式已经失去了其分析复杂社会进程的功能,需要寻找更好的理论工具。

  

结语

上述讨论表明,学术界对如何定义转轨学,以及转轨学的功用等问题存在广泛争议。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对转轨学的批评,至关重要的是,是否有比转轨概念更好的替代性术语来描述中东欧和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变化进程。大多数学者可能依然会认为,转轨学或许是研究中东欧和后苏联空间国家转轨进程最好的框架。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对这些国家转轨复杂问题的分析无疑将需要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框架,以便深刻理解和分析转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者应该超越转轨学,开发新的理论。

这些讨论给研究转型的学者提供了若干启示:首先,转轨理论将不是西式民主化理论。它将是一种从国家社会主义过转轨到多种政体类型的理论,包括新颖的威权主义形式、持久的混合政体、不稳定的贫穷资本主义形式和低质量的民主,以及少数成功发展可持续西式民主的政体。

其次,转轨理论必须抓住该地区双重或三重转轨性质所固有的复杂性。中东欧国家的转轨所带来的多领域变化要比南欧和拉丁美洲发生的纯政治政权变革所带来的变革剧烈得多。整个经济需要改组,强化或重建民族认同、某些国家的国界需要重新划定。为此,有必要开发新的转轨理论,以解开这些多重转变如何相互影响的难题。对研究者而言,既需要即独立地考察每个转轨领域,又需要检视每个领域对其他领域的相互影响。这要求研究者寻求一种更全面的研究方法。

第三,转轨的理论家们似乎特别准备好为综合研究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相互竞争的结构性和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方法做出独特的贡献,这些方法几十年来一直争执不休。许多研究政权更迭的理论家认识到,如果不同时关注历史遗产和短期的人们行为之间的互动,不同时强调国内和外部因素,就无法理解原苏东国家的复杂性。

第四,转型理论必须解决所谓目的论的难题。转轨进程多样性和独特性为理解和分析中东欧地区出现的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种多样性为分析人员提供了机会,推动他们开发和利用新的研究工具,从而有可能以更严谨的理论(非目的论)对转轨进行总结。

与地区研究方法比较,转轨学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劣势。在优势方面,该理论试图通过中东欧和后苏联空间的转轨(转型)实践来检验以往的理论,有良好的理论视点(地区研究有实证,但无理论分析);但劣势也很明显,由于缺乏实证,无法解释不同的转轨道路或非转轨案例,导致经常得出令人质疑的结论(地区研究承认转轨道路的多元化,但没有新实证和理论框架)。因此,新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呼之欲出。综合研究方法可以将实证同理论相结合,能够解释1990年代以来的转轨,包括不同的转轨和非转轨道路问题。

       当然,放弃转轨学并不意味着否认它在以往转轨研究中的学术地位。相反,它呼吁研究者从过往的转轨学方法中走出来,清晰认识转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转轨范式是所谓的第三民主次浪潮的早期某个时段的产物,而那个时期已经过去。转轨问题研究者有必要转向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开发一种能够分析复杂和多样转轨进程的范式,而不是留恋已成明日黄花的学术遗产。(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转载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