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学界对东欧文学和东欧历史的介绍与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但从国际问题或世界政治的视角对（中）东欧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大抵与改革开放同步。从研究对象的变化看，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中）东欧研究大体分为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研究和东欧剧变后的中东欧研究。而从研究的系统性和变化趋向来考察，中国（中）东欧研究则经历了一个不对称的“N型”进程，即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显学”、2004年数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前后至2011年期间的“险学”以及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倡议启动以来的“热学”。在此过程中，中国（中）东欧研究的内容与重点不断发生变化，呈现强政策导向性、重热点追踪性以及国别关注非均衡性的特征。与之相适应的是，有关研究机构经历了从恢复新建到骤然减少再到蓬勃发展的过程，从业人员则出现由相对集中到部分改行再到“跨界汇”的趋向。为强化学科建设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未来中国（中）东欧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点:剖析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差异，总结中国（中）东欧研究的阶段性和连续性；查找中国学界与国外学界的差距，归纳中国（中）东欧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探求中国学界对于该区域的定义，形塑中国（中）东欧研究的唯一性或中国范式。

【关键词】东欧 中东欧 （中）东欧研究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重要时间节点进行阶段总结既是学术研究的惯常做法，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有关（中）东欧研究的阶段总结和综述不断出现。早在1984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刘克明研究员对建国35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苏联东欧研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概括和介绍。自1995年起，有关（中）东欧某一领域研究的综述常有问世，涉及东欧剧变、中东欧转型或发展、东欧历史、东欧文学和文化，也有不少关于（中）东欧研究的综述文章。特别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东欧转型30周年前后，数篇有关（中）东欧学科建设的研究文章问世。其中，朱晓中研究员从学科属性、人员机构变化、研究内容、刊物平台以及未来前景等角度全面叙述了建国以来的中国（中）东欧研究，系国内第一篇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中）东欧研究进行讨论的文章。孔凡君（孔寒冰）教授相继发表有关中东欧地区概念、研究主题和观察维度的辨析文章和关于建国以来（中）东欧研究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的访谈，对中国（中）东欧研究作了系统梳理、论述与辨析，将（中）东欧学科建设的讨论推向一个新高度。

从学科建设的层面看，学术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某一专业领域或学科的研究进行阶段性考察不仅仅包含学术成果，还应包括研究和/或教学机构以及研究人员。很大程度上说，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同研究成果的价值是正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前述朱晓中研究员和孔寒冰教授的文章在广度（自建国起）和深度（包括甚至超出研究成果、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上都具有相当的高度。因此，本文拟从量化入手，尝试从研究客体和研究主体两个层面直观呈现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中）东欧研究进程，最后尝试从学科建设的视角提出建设和发展中国（中）东欧研究的几点初步思考。

一 40年研究内容的变化：不断定义的客体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作为国际问题或世界政治的组成部分，中国学界对于（中）东欧问题的研究也在此时开始启航。倘若只依据研究对象的变化来归纳，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中）东欧研究大体分为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研究和东欧剧变后的中东欧研究。而从研究的系统性和变化趋向来考察，中国（中）东欧研究则经历了一个不对称的由三个阶段组成的“N型”进程。同时，研究的内容和重点不断发生变化，呈现强政策导向性、重热点追踪性以及国别关注非均衡性的特征。

评估一项研究或学科的发展状况，首要的考察对象是专业期刊论文，其次分析的是期刊数据库。如果说专业期刊的数量及其变化趋势能够较好地说明一项研究或学科的发展走向，那么，通过大数据的方法检测期刊数据库刊文情况并加以对比则能大体把握该项研究或学科的焦点及其变化。

在中文专业期刊中，长期或阶段性地关涉（中）东欧研究的主要有1979年至1997年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1981年创刊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时称《苏联东欧问题》，1992年更名为《东欧中亚研究》，2003年改称《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3年改为现名）、1983年创刊的《俄罗斯研究》（时称《今日苏联东欧》，1992年改称《今日前苏联东欧》，1995年改称《今日东欧中亚》，2001年改为现名）、1987年至1999年的《东欧》、1996年创刊的《欧亚经济》（时称《东欧中亚市场研究》，2003年更名为《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4年改为现名）、1983年创刊的《欧洲研究》（时称《西欧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更名为《西欧研究》，1993年改称《欧洲》，2003年改为现名）以及2011年创刊的《俄罗斯学刊》。这些期刊在不同阶段的刊文情况成为本文关注和分析的重点。

（一）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显学”:从东欧8国到中东欧12国

出于服务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研究受到重视，成为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中的一门“显学”。这一时期的东欧即指冷战期间存在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民主德国，或称东欧8国。虽然当时中苏关系与中国同部分东欧国家的关系存有差异，但东欧研究依旧与苏联研究紧绑在一起，并没有独立出来参见。诸多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名称都是苏联与东欧相连，“苏联东欧”或“苏东”成为学术界通用和耳熟能详的词汇。当时中国的有关研究得到西方学者的高度评价，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的第二大国家，甚至强调中文可能将会成为研究苏联东欧问题中仅次于俄语和英语的有效工具。伴随东欧剧变和转型，中国高层对这一地区的重新认识和评估经历了较长时间，直到1995年才首次改称东欧为中东欧。此举顺应了这一地区国家“割断历史”、集体“回归欧洲”的意愿，也开始了中国对这一区域新的认知构建进程。此后到21世纪初，中东欧国家则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南联盟（塞尔维亚和黑山）、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12个国家。此间，总结东欧剧变教训、探究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以及追踪波黑内战和科索沃战争等重大热点事件使得中国（中）东欧研究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

首先，专称或含有东欧称谓的专业期刊相继创刊，刊发文章颇丰。《苏联东欧问题》每期刊文20篇左右，有关东欧或东欧各国的文章约5篇，占四分之一左右；更名后的《东欧中亚研究》每期刊文数量稍有减少，但有关东欧或东欧各国的文章仍占四分之一左右。《今日苏联东欧》每期刊文25篇左右，有关东欧或东欧各国的文章约6篇，也占四分之一左右；更名后的《今日前苏联东欧》每期刊文约16篇，有关东欧或东欧各国的文章仍维持四分之一左右比例。作为较早创立的国际问题刊物，《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自创刊至1987年期间刊发了大量有关苏联东欧方面的文章，占总刊文量的三分之一多。《东欧》作为唯一一本专门研究东欧问题的期刊，每期刊文20篇左右，其中政治和经济、文学和文化、教育和社会等领域的文章各约占三分之一。《东欧中亚市场研究》每期刊发文章数量不等，但绝大部分是有关中东欧国家的介绍性文章，并不定期组织专刊，如1996年第5期（南联盟专刊）、第7期（斯洛伐克专刊）、第9期（罗马尼亚专刊）和1997年第2期（斯洛文尼亚专刊）、第4期（捷克共和国专刊）、第8期（克罗地亚专刊）、第10期（马其顿专刊）、第12期（波兰专刊）等。遗憾的是，从1998年起中东欧方面的文章大幅减少，也不再有中东欧问题的专刊。

其次，从数据库的刊发文章情况看，关于东欧的区域研究一直是重点，在国别领域则主要集中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南斯拉夫的研究在其解体后逐渐变少，但与之相关的波黑研究在波黑战争期间、科索沃研究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得到突出关注。在东欧的区域研究中，东欧剧变与转型则是主要关注点。

（二）20042011年的“险学”：中东欧13国

2006年黑山与塞尔维亚和平分家后，中东欧地区从12国变成13国。从研究上看，2004年多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前后，国内（中）东欧研究逐渐消弭，人员也不断减少。有学者指出，到2011年前后，中国的（中）东欧研究走到了十字路口，研究规模逐渐萎缩，研究质量有所下降，研究前景堪忧参见。亦有学者根据论文统计指出，自2000年以来，苏联问题的研究比20世纪90年代多，中亚问题热度上升，而对东欧问题的关注度明显呈下降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是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使得不少研究者认为中东欧研究将“绝尘而去”，渐渐融入欧洲研究；二是对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敏感问题设置“研究禁区”，使得一些研究者认为中东欧研究已“无事可做”。于是，一些重要的研究机构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等基本停止了（中）东欧问题的研究，研究人员也大多转行从事其他科研工作。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中东欧学科以及世界历史研究所的东欧史学科也在2009年前后被定为“濒危学科”。可见，（中）东欧研究已经成为某种程度上的“险学”。

从专业期刊来看，这一时期含有东欧称谓的只剩下《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和《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前者在多数年份里保持有关（中）东欧研究的文章占比在10%左右，后者则延续了该刊减少对中东欧地区关注的趋势，在每年约120130篇文章中只有3篇左右有关（中）东欧研究的文章。此外，《俄罗斯研究》《欧洲研究》虽关注（中）东欧问题，但刊发的相关文章非常之少，一年也仅23篇左右。从数据库的情况看，无论是中东欧地区还是国别研究的文章数量都处于低谷。

（三）2012年以来的“热学”：中东欧16国+希腊？

正当业内人士对（中）东欧研究前景产生普遍担忧之际，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简称“16+1合作”）的确立使得中东欧地区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和研究文章迅速增多，中东欧研究瞬间成为一门“热学”。在此框架下，中东欧地区除前述13国外，加上从苏联分离出来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变成了16国。虽然2019年4月希腊的加入没有改变该机制的中东欧主体属性，但希腊的身份差异使得学界对（中）东欧研究和由此衍变的“17+1合作”研究的关系产生了广泛的讨论甚至争议。

从专业期刊来看，《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对（中）东欧问题保持连续性关注，每年有5篇左右研究文章，约占全部文章的8%，其中2015年第4期、第6期以及2017年第5期刊登了关于中东欧综合问题、《代顿协议》与波黑转型以及中东欧入盟的专题研究。《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4年改名为《欧亚经济》后几乎每年都有关于中东欧问题的专题，其中2014年第5期、2015年第6期、2016年第6期和2018年第4期都是综合性专题，2017年第3期为“已‘入盟’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及英国‘脱欧’对其影响”的专题。《欧洲研究》也分别在2014年第4期和2015年第6期刊发“欧盟东扩十周年”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专题，2016年第2期刊发中东欧综合研究专题。另外，2011年创刊的《俄罗斯学刊》将中东欧设为固定研究对象，分别在2012年第1期、2013年第4期、2015年第5期和第6期、2016年第4期、2017年第6期、2018年第4期和2019年第2期设有专栏，并在2014年第6期和2019年第3期刊发中东欧转型研究和中东欧综合研究专题。从数据库的情况看，无论是中东欧地区还是国别研究的文章数量都在不断攀升。

二 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的变动:日趋多元的主体

社会科学的研究主体是研究者个体以及由个体组成的组织或曰研究机构的统称，其组织性、集体性特征显著。因此，在考察一项社会科学分支领域的研究主体时，不仅要重点分析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而且还要考察研究机构的变动情况。事实上，由于中国科研管理体制具有较强的集中性特征，科研资源多半汇集于研究机构，因此，几乎不可能将研究人员与研究机构剥离。同时，研究人员的数量及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的需求与研究机构的定位。有关（中）东欧问题研究机构的发展趋势深刻说明了这一点。

（一）研究机构:从恢复新建到骤然减少再到蓬勃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没有一家正式的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机构。1955年，外交学院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基础上创建。1956年，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然而，仅有的几家科研机构研究性不强、方针任务不明确以及彼此间的交流与协作缺乏，且各省市没有建立有关研究机构。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开始起步。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以及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室等一些国别区域研究和教学机构开始成立。1960年，上海第一家专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成立，隶属于上海市政府。遗憾的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些机构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随后几乎都停止了。直到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才迎来真正意义的开端。

有关东欧问题的研究机构也经历了类似过程。1964年7月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和1965年6月成立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联东欧研究所等机构没有多久便停止运作。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这些机构才开始恢复、调整并得到快速发展。另外，一些新的研究机构相继建立。特别是“由于50～60年代的留苏、留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和管理精英都处于党和国家以及研究机构的关键岗位上，所以，很短的时间里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迅速打开局面，也获得了不少关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展变化的新的认识和知识。”

如前所述，东欧研究与苏联研究紧紧捆绑在一起，研究机构的名称同样如此。1981年1月，1976年恢复工作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联东欧研究所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随后设立东欧研究室。虽然该研究所此后又相继改称为东欧中亚研究所和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但一直是国内（中）东欧研究人员最多的学术机构，也是迄今唯一一家含东欧名称的有编制的研究所。该研究所于1981年创办的《苏联东欧问题》及其更名期刊迄今一直是（中）东欧研究的重要阵地。

另外，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工作后，苏联东欧研究所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再次启程，培养了一大批该领域的专业人才，编译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出版了数十期《苏联问题资料》（内部刊发）和数本有影响力的编著。此后，在相当长时期里，该研究所都是国内集中研究苏联东欧国家政治经济问题的重要教学科研机构之一。同一时期，为加强苏联东欧问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79年前后设立苏联史研究室并创办《苏联史译文选辑》（1983年改为《苏联历史问题》）。该刊物一直到1993年共出刊50多期，里面涉及不少与东欧史相关的译文或研究文章。

值得提及的是，数家苏东研究学会或学术团体在这一时期相继成立。1982年9月，在诸多研究机构共同倡议和呼吁下，全国性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学术团体——中国苏联东欧学会（后改名为中国东欧中亚学会，现称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成立。当时，学会共有1800余名会员，分布在全国300多个单位中，学会常设机构设在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1985年4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成立，挂靠在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仅仅几年过后，首个地方性的学术团体上海苏联东欧学会于1987年3月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1993年更名为上海市东欧中亚学会，2006年更名为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此外，1980年前后，南斯拉夫研究会和罗马尼亚经济研究会等相继建立并开始活动，这两个研究会后来成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分支。罗马尼亚经济研究会后来停止了活动，只有南斯拉夫研究会一直存在至今。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高等院校、省市社会科学院以及政府部门均设立苏联东欧研究机构，分别从事教学、基础研究以及政策研究。据统计，1984年，北京、上海、安徽、黑龙江、新疆、吉林等省市的社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设立一些综合性的苏联东欧研究所或苏联研究所，还有一些省市的研究所或高等院校设立了有关苏联东欧的研究室，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的单位总共有60多个。除了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外，值得一提的有1981年5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创建的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1987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决定退出并单独建立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所。而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及期刊《今日苏联东欧》归华东师范大学所有，研究所于1999年更名为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期刊经历几次更名最终于2001年改称《俄罗斯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不少机构虽然只称苏联研究所，但同样涉猎东欧问题。较为知名的是1979年成立的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1992年12月更名为俄罗斯研究所，2014年7月更名为俄罗斯研究中心）。虽然该研究所的主管刊物《苏联问题研究资料》重点关注苏联/俄罗斯问题，但在其他内部刊物和资料上同时兼顾对东欧的研究。自1985年起，该研究所专门编印名为《苏联情况》的油印刊物（后改称《苏联东欧情况》），每月一期，共出版约60期。此外，自1990年5月起，该研究所又编辑《苏联东欧问题资料和论文专集》，作为《苏联东欧情况》的增刊不定期印发。另需提到的是20世纪80年初成立的上海外国语学院苏联问题研究室和吉林大学苏联研究所。前者创办的《苏联问题参考资料》（1990年更名为《苏联研究》、1993年改称现名《国际观察》）偶尔刊登一些关于东欧问题的论文。后者于1985年创办《苏联社会科学研究》（内部刊物），里面也偶发与东欧相关的文章。

东欧剧变前夕，数个高校和政府内部的东欧问题研究机构成立。这些机构后来相继更名并延续发展至今，但一直保持对（中）东欧问题的关注与研究。

首要提到的是1987年8月成立的辽宁大学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2001年9月，中心获批为第一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12月，中心更名为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一直以来，中心及其内部出版刊物《转型国家经济政治动态》重点对苏联/俄罗斯、独联体进行研究的同时兼顾（中）东欧问题研究。另一个是1988年成立的中央财经大学苏联东欧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00年更名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中心，2017年6月被批准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还有一个是1989年7月成立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该研究所改名为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其下设的欧洲研究室对中东欧问题长期保持跟踪和研究。该研究所的内部资料《欧亚社会发展动态》（1994年前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动态》）、《欧亚社会发展研究》（1994年前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研究》）和年度形势报告《欧亚社会发展研究》（1995年创刊时为内部发行，2013年起更名为《欧亚发展研究》并公开出版）以及2004年起公开出版文集《欧亚形势与展望》等涵盖大量有关中东欧问题的研究成果。一些曾经被派驻中东欧国家的高级外交官和中东欧问题专家在该研究所任职或兼职。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上述机构除少数停止活动外，大多更改名称（有的被并入新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一些公开发行刊物和内部刊物或更名，或停刊。进入21世纪后，（中）东欧研究机构大幅减少。2000年春，作为国内最早成立的一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当时国内集中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的教学科研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与国际政治系合并组建国际关系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更名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2001年，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创办刊物《俄罗斯东欧中亚历史》。遗憾的是，该刊物只办了一期便停刊了。

随着2004年八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部分研究人员转行他就，一些机构“关门大吉”，（中）东欧研究的萧条局面一直持续到2011年前后。期间，2005年，吉林省东欧中亚学会更名为吉林省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2006年10月，黑龙江省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成立。2010年1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欧研究中心成立，此系国内高校成立的第一家专门从事（中）东欧研究的机构。2011年上半年，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新设中东欧研究室。自此，社科院拥有两家研究（中）东欧问题研究室。

2012年“16+1合作”倡议启动后，国内掀起了（中）东欧研究的热潮。有关（中）东欧问题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许多高校成立了中东欧国别或区域研究中心（研究院）。2012年12月，中国欧洲学会中东欧研究分会成立。2015年1月，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揭牌，秘书处设在社科院欧洲研究所。

经过几年发展，一些研究机构形成和创建了自己的特色或品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自2018年起开始出版中东欧蓝皮书《中东欧国家发展报告》。河北地质大学捷克研究中心自2015年起举行年度中捷论坛。河北经贸大学中东欧国际商务研修学院致力打造成为集培训、咨询、研究及中东欧来华留学生教育为一体的专业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明区划研究中心自2015年7月起聚焦巴尔干并筹划出版集刊《巴尔干研究》。

此外，2012年以来，特别是过去三年来多所高校相继开设一系列中东欧国家语言教学（参见表2）。目前，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是国内开设中东欧国家官方语种最多的院系。2017年12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更名为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下设俄语系、中亚语系和中东欧语系。2018年，吉林外国语大学成立中东欧语学院。另外，2016年6月，河北外国语学院与14个中东欧国家的17所大学签订合作协议，计划开设13个中东欧小语种专业，涵盖中东欧16国的所有官方语言。

（二）研究人员:由相对集中到部分改行再到“跨界汇”

很大程度上说，国内（中）东欧研究人员的变化趋势与前述研究成果尤其是研究机构的变化相一致。80年代中期，全国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的人员多达4 000人，既有一批长期从事苏联东欧研究的高水平专家，也包括一部分青年研究工作者。这种状况大致保持到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东欧研究的“边缘化”以及一些机构减员，不少研究人员转行他就。而在2012年之后，与（中）东欧研究机构井喷式增长一样，从事（中）东欧研究的人员激增。不过，除了本来就从事东欧或中东欧的研究人员之外，更多的是新入业者或从其他领域跨界进行研究的学者。总体来说，与前述研究的三个阶段划分大体类似，国内（中）东欧研究人员也可分为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第一代、21世纪初至2011年的第二代和2012年以来的第三代。当然，这只是大致分法，与年龄无直接关联，而且三代之间的叠合现象也比较明显。

在第一代研究人员中，来自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东欧研究室的学人占了相当大比重。19811982年间，东欧研究室已经拥有了一批研究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学者，他们有的来自该研究所编译组和苏联外交室、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有的来自中调部和新华社，有的刚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留学归国，还有的刚从大学毕业。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每个研究对象国都有23名科研人员进行专门研究。直到90年代初，该研究室国别研究能力强，集体成果多以国别研究为基础。与此相一致的是，研究人员的中东欧小语种水平高，编译文章能力强。这从当时研究室出版的成果可见一斑。

在这些研究人员中，长期担任所领导的张文武撰写和组织编写/编译了不少关于东欧总体情况和经济体制的研究著作和译著，同时编写了不少内部资料。东欧研究室室主任赵乃斌对东欧问题特别是东欧经济问题以及南斯拉夫问题有独到的研究。汪丽敏对南斯拉夫以及解体后独立的斯洛文尼亚研究颇深。此外，孙祖荫和刘仲春（波兰研究）、叶明珍和张颖（保加利亚研究）、蔡祖淼（阿尔巴尼亚研究）、陈广嗣（捷克斯洛伐克/捷克研究）、章永勇（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研究）、李秀环（罗马尼亚研究）以及高德平（民主德国研究）等等都是业内知名学人。

在东欧史研究上，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是重镇。世界历史所的马细谱、刘邦义、阚思静和康春林研究员分别在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以及罗马尼亚历史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特别要强调的是，马细谱研究员是东欧历史研究的大家。作为新中国最后一批赴东欧国家学习的留学生，他分别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留学和进修并在南斯拉夫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是国内东欧史学界唯一一位既精通保加利亚语、俄语又通晓塞尔维亚语和马其顿语的人才。他撰写和翻译的关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巴尔干问题的著作就有近20部。北大历史系刘祖熙教授不仅以波兰史研究见长，而且通晓东欧史和俄国史。他于1960年在波兰华沙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培养了一批在俄国/苏联史、东欧史及相关领域的杰出学生，先后出版系列论著。南开历史学院陈志强教授在拜占庭史和巴尔干古代史研究上享誉中外。他于1994年毕业于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并获历史与考古学博士学位，是国际拜占庭学学会中国首席代表。他不仅著作等身，社会职务多，而且培养了一批继续从事拜占庭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

东欧文学研究经历了起伏。建国后头十年，中国同东欧国家关系处于“蜜月期”，东欧文学翻译也掀起了一个高潮。此后，这项事业几乎进入停滞状态，直到改革开放后迎来东欧文学的翻译和研究齐头并进的新时期。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欧文学研究室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是当时国内主要阵地。前者于1990年出版50多万字的《东欧文学史》，2004年出版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后者于1999年出版“外国文学史丛书”。这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参与撰写前述编著和丛书的都是国内东欧文学研究专家，如兴万生、林洪亮、张振辉、蒋承俊、冯植生、李孝风、王敏生、陈九瑛、樊石、高韧、郑恩波、易丽君、冯志臣、杨燕杰、李梅和杨春等。这些名家大多在东欧国家接受教育，或有留学进修经历，有不少个人专著和译著出版，培养了不少优秀学生。

20世纪80年代，波兰学者弗·布鲁斯、捷克斯洛伐克官员学者奥塔·锡克、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等人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座上嘉宾，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议程设置产生过重要影响，广受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关注。当时，国内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刘国光、于光远和蒋一苇等率先同这些东欧经济学家进行交流与接触，频繁访问东欧或接待东欧经济学家代表团访华，将东欧的情况与中国进行比对，把东欧经济学家的有益思想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撰写了大量学术论著和内部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主张，为改革开放的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集中了一批对东欧或东欧各国经济的研究专家，如冯存诚（东欧经济、民主德国经济）、许木兰（波兰经济）、刘开铭（罗马尼亚经济）、孟传德（匈牙利经济）、白靖宸（民主德国经济）、江春泽（南斯拉夫经济）以及朱行巧（南斯拉夫经济）等。东欧剧变后，这些专家的研究内容逐渐调整。世纪之交，随着专家们逐渐退休和该研究所学科调整，作为（中）东欧经济研究的整体不复存在了。

另需提及的是，在新闻媒体界，曾经在中东欧国家常驻的王洪起、侯凤菁、余志和以及周东耀等记者退休后在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结合自身的经历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著述。

第二代研究人员大多已在20世纪90年代崭露头角，有的甚至早已是科研骨干，进入21世纪逐渐成为（中）东欧研究的领军人物。在国际问题领域，第二代研究人员虽然都有自己的研究重点和国别焦点，但更多从事的是综合研究。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朱晓中研究员聚焦中东欧宏观问题，在中东欧与欧洲一体化、中东欧转型方面有着深入的思考。先后在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和欧洲研究所工作的孔田平研究员对中东欧经济、波兰问题以及南斯拉夫问题有相当造诣。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高歌研究员以中东欧政治研究为本行，兼顾欧洲一体化和中东欧国家对外关系研究。在高校中，北大孔寒冰教授著作等身，研究领域广泛，几乎走遍了中东欧国家的城市和乡野。目前他还从事包括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项目以及部分国内（中）东欧研究人员的口述史工作，开辟了（中）东欧研究的新路径。2010年他率先主持成立高校第一家中东欧研究中心，培养了一批从事（中）东欧研究和教学的博士、博士后。

此外，在高校中专门从事中东欧研究的学者还有不少。同济大学杨烨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余南平教授研究领域较广。前者对中东欧政治、外交等问题有专门研究，后者对中东欧政治、经济、社会政策等领域均有涉及。忻州师范学院王志连教授、山东大学方雷教授在一段时期内对中东欧政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庄起善教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特别转轨经济的研究，发表了不少关于中东欧金融体系、银行体系和金融危机的论著。

这一时期的东欧史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层。社科院世界历史所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北大历史系在第一代研究人员退休后，几乎没有全职进行东欧史研究的人员。南开陈志强教授在这一时期逐渐转向关注巴尔干现实问题，特别是撰写了不少关于科索沃问题的论著和报告。虽然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及其主持的冷战史国际研究中心开展了大量关于东欧历史档案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并对冷战期间的东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但他本人并非专门研究东欧历史。此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勇教授长期致力于罗马尼亚史和中罗关系史研究，并就此出版了一些论著。

这一时期的东欧文学研究陷入巨大困境。不少东欧文学研究者进入老年，翻译和研究队伍青黄不接。曾经人丁兴旺的社科院外文所东欧文学研究室也随着最后一位研究者的退休而不复存在。尤其遗憾的是，在大转型年代，文学如何反映社会风貌和人生百态无人跟踪研究，失去一个很好的研究机会之窗。由于人才短缺，东欧文学研究的断档情形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但令人欣慰的是，外文所高兴研究员不仅坚守其研究旨趣，而且通过策划和主编“蓝色东欧”译丛将国内东欧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与此同时，虽然北外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的老专家们也多退休，但中青年领军人才不断涌现。罗马尼亚语丁超教授、波兰语赵刚教授和阿尔巴尼亚语柯静教授等在当时的《东欧》（后更名《国际论坛》）以及《世界文学》《国际汉学》等刊物发表了不少有关东欧文学方面的论著，教学和研究成就更是受到对象国的高度肯定。三位教授率领团队在学院创建了《欧洲语言文化研究》学术集刊、中东欧研究蓝皮书《中东欧国家发展报告》以及数个研究中心等学术平台。

在进入第三代研究人员介绍前仍有必要强调，所谓“第三代”只是结合国内（中）东欧研究的大趋势（始于2012年“16+1合作”倡议启动）进行的假定，并非是排斥和封闭的。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到，不少第二代甚至第一代研究人员至今仍然活跃并引领学术界。同时，一些看似年龄应属第二代但在2012年后才（开始）较多关注（中）东欧研究的学者也统称为第三代。

这一时期，（中）东欧研究可谓“蔚为壮观”，并具有较强的“跨界汇”特征。社科院两个中东欧研究室仍是中东欧国际问题研究重镇。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中东欧研究室有着近40年的传统，至今依然保持国内研究人员较多、中东欧语种较全的优势，并继续在强化基础研究上兼顾对策应用研究。朱晓中研究员对中东欧基本问题和前沿问题保持高强度研究，其著述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与此同时，欧洲所中东欧研究室2011年成立后，队伍不断壮大，重点开展应用研究，并借助“17+1”智库网络秘书处（2015年成立，2019年更名）推动智库交流与合作。刘作奎研究员在“17+1合作”、中东欧具体问题以及西巴尔干研究等领域的论著颇丰。在社科院世界历史所，马细谱研究员继续从事巴尔干近现代史和南斯拉夫史研究，而李锐副研究员和刘凡副研究员则分别专攻东欧国家档案、东欧农业集体化。此外，社科院外文所除高兴研究员外，舒荪乐博士也加入了东欧文学的研究队伍。

高校的（中）东欧研究人员也不断增多。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孔寒冰教授和项佐涛副教授延续传统，重点对（中）东欧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南开陈志强教授倾向研究巴尔干现实问题。其他高校的研究人员或聚焦一个领域，如辽宁大学殷红教授（中东欧转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尚宇红教授（中东欧经济）、江西财经大学杨友孙教授（中东欧少数民族问题）、西安外国语大学姬文刚副教授（波兰问题）和华东师范大学邰浴日副研究员（匈牙利剧变研究）等，或在欧洲研究框架下关注中东欧问题，如华东师范大学高晓川副研究员、同济大学宋黎磊副教授等。此外，社科院欧洲研究所陈新研究员和贾瑞霞副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崔洪建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崔宏伟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李俊副研究员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龙静副研究员等也兼带关注中东欧区域或国别研究。当然，从事“一带一路”、欧洲问题、世界经济、世界史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专家“窜门”（中）东欧研究的现象颇为常见。

值得提及的是，一些高校语言院系在深耕东欧语言和文学研究的同时，将视野拓展至国际政治领域。其中，北外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最为突出。该学院不仅东欧语言和文学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在全国独领风骚，而且建立了数家中东欧区域或国别研究中心（见表1），一些颇有成就的专家如丁超、赵刚、柯静、林温霜和董希骁等也在带动一些青年教师积极参与到国际问题研究中来。

三 对建设和发展中国（中）东欧学科的初步思考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恢复重建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学界不断出现关于建立“美国学”“日本学”“拉丁美洲学”“欧洲学”“非洲学”“东南亚学”“中亚学”以及“俄罗斯学”的主张。随着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区域与国别问题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有关研究进入一个热潮，一系列机构应运而生。

然而，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是，区域与国别研究并不等同于国际政治学。至少，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学科分类中，区域与国别研究尚不是独立学科，国际政治学则是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更加令人玩味的是，无论冷战时期的东欧集团，还是后冷战时代的中东欧地区，在中国国际政治学中都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对象，而是先后大体从属于苏联学（或克里姆林宫学）和欧洲学（在三级学科中称“欧洲政治”）的教学和研究范畴。同时，在政治学类下属且与国际政治并列的二级学科“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东欧问题是重要的研究方向。而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唯有“东欧文学”是文学类的二级学科，以及“东欧国家史”属于历史学类欧洲史二级学科下的三级学科。

因此，理论上讲，所谓（中）东欧学科考察只存在于文学和历史领域。而在实践中，当下从事（中）东欧研究的多数机构和队伍都下意识地将自身置于国际政治学的范畴，或者说即使是以语言、文化研究擅长的机构和队伍也认同中东欧地区之于国际政治学的“特殊独立地位”。特别是在区域国别研究受到高度重视的当下，中东欧作为一个国际问题的研究与观察单元得到广泛认同。这也就使得本文的学科考察成为了可能。

那么，中国（中）东欧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处于怎样的地位？具有怎样的“中国特色”？其未来前景如何以及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呢？这些根本性问题似乎在国内得到的讨论并不多。而讨论不多或者说学科自觉意识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学界并未真正跳出从苏联学到欧洲学的视阈，找到自身关于中东欧的定义以及（中）东欧研究的定位。而“如果不从以国别或地区研究为基础上升到学科研究，地区研究只能停留在描述的层面上，只有从学科的角度进行分析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丰富国际政治内容，提炼出国际政治新理论、归纳国际政治发展新趋势，继而为中国更客观、更理性地看待国际事务奠定基础”。

应当承认，实现这个目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数代人经过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接续奋斗。“一带一路”和“17+1合作”的深入开展为思考中国（中）东欧学科发展方向并提出中国（中）东欧学构想提供了较好时机。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并不是盲目主张建设中国（中）东欧学，而是强调学界应该有这种学科自觉意识，通过此类项目和工程助推中国（中）东欧研究有一个质的提升。在笔者看来，这项工程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剖析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差异，总结中国（中）东欧研究的阶段性和连续性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发现，中国的（中）东欧研究正处于代际变化的新阶段。老一代学人渐次退出学术研究一线，中青年学人已经成为生力军和主体力量。老一代学人大多娴熟掌握对象国语言，拥有留学经历（有的还在研究对象国取得学位），大多专攻于一国或某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中国甚至在研究对象国获得广泛赞誉。虽然第一代中东欧问题研究者在深度分析上稍弱，但对对象国的介绍和一般性分析可信度较高。同样，上述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中年专家则注重理论与方法的统一，突出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强调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协调。青年一代学者在学科教育多样性、数据和工具使用丰富性、（国际）交流频繁性等层面有着独特的一面，但在语言能力、宏观思维、研究心态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正如有学者所担心的，青年一代很可能既未继续保持（遑论弘扬）老一代学人的优良传统，反而染上了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普遍的浮躁之气，进入了一个学术与社会一同“平庸化”的时代。在多个学术场合下，国内知名（中）东欧问题专家均毫不隐讳地表示，时下的研究不注重基础，而热衷于追求热点。有学者强调，当前绝大多数研究者因知识结构和研究视野（关注的热点问题更多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双边政治和经贸关系）的原因，对中东欧基础问题的研究要么兴趣索然，要么无能为力。也有学者认为，东欧剧变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内一直有学者在潜心默默地从事基础性研究方面的工作，但总体从事基础性研究的人员有限，发表的成果并不多。但是，如果没有对中东欧地区扎实的基础研究，并对这一地区日益显著的多样性有一个基本认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研究便不可能置于坚实的基础上，也不可能给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带来正能量。

讨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是另一个话题。这里想指出的是，中国（中）东欧学科的发展与建设需要继承老中两代学者的优秀传统和品质，充分剖析每一代学人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并置于中国国家发展以及学术研究的进展中来寻找中国（中）东欧学人的连续性特质。这样，未来的中国（中）东欧研究将既具有历史传承性，又具有新的时代特征，更能创造学术共同体价值。

（二）查找中国学界与国外学界的差距，归纳中国（中）东欧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客观地说，中国的（中）东欧研究与世界主要大国相关研究的差距不断在扩大。在20世纪80年代，“对世界上一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如此广泛深入的研究，出版这样多的刊物，不仅在国内，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多见”，“与国外的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相比，我国的研究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水平不在其他国家之下”。这不仅体现在研究本身，也表现为中国学界的国际学术参与。不过，参与的学者基本是苏联问题而非东欧问题专家。随着中国学者国际化意识的提升，学术界参与国际性活动不断增多。2008年，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成为国际中东欧理事会完全会员。中国学者虽然多次参加东亚和世界范围的斯拉夫和中东欧学术研讨会，但是，参与此类国际学术活动的专家人数仍然不多。例如，2010年在瑞典举行国际中东欧研究理事会大会上，亚洲国家日本、韩国分别派出70名和15名学者参会，中亚国家学者有数十名，首次参会的印度也有2名学者，而中国只有4名学者到会。而这4名学者都是俄罗斯问题专家。直到2015年在日本举行的最新一次大会上，才有来自（中）东欧研究领域的学者参加。

即使就更大范围的斯拉夫或欧亚研究来说，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程度明显不足。仅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差距非常之大。在国际中东欧研究理事会每5年一届的执行理事会中，每一届都有日本学者担任理事、副主席或主席。2015年8月，国际中东欧研究理事会第一次在日本举行。为了与中国、韩国等研究团体和学会合作构建学术共同体，日本俄罗斯与东欧研究学会2009年2月牵头在日本斯拉夫—欧亚研究重镇札幌举行首届东亚斯拉夫·欧亚研究年度国际研讨会，此后相继在韩国首尔、中国北京、印度加尔各答、日本大阪、中国上海、韩国首尔、蒙古乌兰巴托和日本东京等地共举办过十届。日本学者、机构以及国际期刊等在国际中东欧研究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数十年，在以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为核心的日本学界于1994年和2008年先后推出8卷本《讲座斯拉夫的世界》和3卷本《讲座斯拉夫·欧亚学》宣布完成了日本“斯拉夫·欧亚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按日本学者木村汎在2005年时的介绍，按从业专家进行统计，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斯拉夫—欧亚区域研究大国，超过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和法国等传统研究强国，更不用提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

反观中国学界，如同中国学者自我反省的那样:“我们的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认可的空间日趋萎缩，日益难以在本土及国际性的学术共同体中寻求认同和交流”。我们在学科建设、组织研究、人才培养、国际对话、方法创新、资料积累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仅就语言来说，日本斯拉夫研究专家松里公孝教授曾这样“讥讽”:“中国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应有的语言能力非常低下……如果是研究欧亚区域的学者，最低水平也要能说会写英语和俄语，最好再会几门其他国家的语言。”现实是，不少学者能娴熟运用（特别外文写作和国际交流）一门外语都较难做到。至于国际刊物，早在20世纪80年代，赵常庆研究员就指出:“目前我国尚没有一种刊物可向国外发行，这与我国苏联东欧研究地位很不相称……我国应尽快出版一份可向国外发行的苏联东欧问题专业刊物，这对宣传我国的对外政策，扩大国际影响，推动国际学术交流是大有裨益的。”事实是，当苏联/俄罗斯、东欧/中东欧研究在我国整体走下坡路的情况下，发行国际期刊既显得越来越迫切，又越来越存在困难。

应当说，从研究自身发展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客观需求来说，中国的（中）东欧研究以及更大范围的斯拉夫·欧亚研究已经到了一个应该真正崛起的关键时刻。然而，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不是照搬、模拟、引进就可与国际“跟跑”和“并跑”的。正如杨成教授对俄苏研究的期望那样，“中国的俄苏研究不应该是国外俄苏研究的效仿者、追随者，而应该是同行者。暂时的效仿、追随，是为了达到最终相互为师的目标。我们所需要的，是中国俄苏研究的建树与开拓，而非洋化改造。这是最根本的要义。”中国的（中）东欧研究同样如此。中国学界应利用一段时间组织介绍和研究西方以及亚洲近邻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的（中）东欧学科发展与建设经验，利用他山之石来比照自我、激励自我。

（三）探求中国学界对于中东欧的定义，形塑中国（中）东欧研究的唯一性或是中国范式

长期以来特别是东欧剧变后，世界各国都有自身对于（中）东欧区域的认知与定义，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与此同时，在不同学科语境背景下，人们对于这一区域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从学科建设的层面来看，越是对一个区域形成稳定且具有广泛共识的认知，越是意味着一国学术界关于该区域研究的学科化意识的强化，也更加表明一国特色的区域研究范式的形成。这一目标是系统性、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其实现的重要前提是做好上述自我总结和对外比照工作。

的确，开展区域研究的首要工作是框定区域边界。在学术界，中东欧被视为是一个内涵复杂、内容常变、差异多样、内聚性弱的区域，常被称为“各种民族、种族集团、语言、方言、宗教、文化的万花筒”。有学者还指出，“中东欧”这个核心概念不清，对它的研究也难免出现内涵认知上的混乱、时空定位上的混乱和分析判断上的混乱。事实是，迄今为止，人们在与（中）东欧相关的不同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人们对其广泛使用的（中）东欧概念却长期缺乏共识。同样，若想对东欧、东中欧、斯拉夫·东欧以及斯拉夫·欧亚等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并非易事。

很大程度上说，由于国情及其地缘位置的不同，各国决策部门和学术界对于一个区域的认知亦有不同，而这种特殊性正是构建本国特色区域研究的核心。那么，中国学界对于（中）东欧区域的认知形成了共识吗？冷战开始之前，中国学者包括旅行家对这一区域的整体性认识不强，大多是对于一个国家的考察，或者从帝国空间、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战争阵营等层面进行论述。冷战将这一区域进行了“硬切割”，使得中国学界对东欧有了整体认识和研究。但是，后冷战时代的实践对这一区域的认知构建不断产生冲击。中国决策层在1995年接受了中东欧的用法一直至今，并影响和规范了学术研究。

然而，2012年“16+1合作”的启动特别是2019年希腊的加入，使得“中东欧”的内涵变得愈加复杂。换句话说，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区域的认知和界定同决策界有所脱离。因此，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实践中，如何界定中东欧特别是“中东欧+”成为对外宣传和交往迫切且又必须谨慎解释的一项重要议题。从这个角度讲，国家政策和外交实践的发展为建构中国（中）东欧学科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这一挑战是必须应对的。甚至可以说，这一挑战应对得越好，中国对这一区域的认知也更加明确，在外交宣传和实践中就更加自信。

在外交实践上，国际组织和各国的界定有所不同。比如，联合国将这一区域置于欧洲和中亚之下，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负责这一区域的外交事务，日本外务省将这一区域纳入大欧洲范畴，印度外交部则将这一区域国家置于中欧司管辖。在学术层面，美国多称东欧，1948年成立全国性的“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2010年改称“斯拉夫、东欧与欧亚研究会”；设在高校的相关机构有匹兹堡大学俄罗斯东欧与欧亚中心、纽约大学俄罗斯与斯拉夫学院、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拉夫东欧与欧亚研究所、密歇根大学俄罗斯东欧与欧亚研究中心等。日本全国性的团体称“日本俄罗斯与东欧研究学会”，最大的研究机构系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日本学术界努力建构的是“斯拉夫·欧亚学”。英国的斯拉夫研究大学联合会与斯拉夫东欧研究会于1989年合并组建为斯拉夫东欧学会，设在高校的相关机构有伦敦大学斯拉夫东欧学院、牛津大学俄罗斯东欧学院。德国早在1913年即成立东欧研究学会，其名称一直延用至今；设在高校的相关机构有柏林自由大学东欧研究所、慕尼黑大学东欧社会研究所、科隆大学东欧与比较法研究所等。可以看出，虽然有的国家在界定上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但对于这一区域的认知有着基本的共识。

进一步讲，从学术上看，这一区域至少在斯拉夫研究/斯拉夫·欧亚研究、欧洲研究、转轨/转型研究等层面有所体现。就斯拉夫研究/斯拉夫·欧亚研究而言，这是一个以民族为主兼有文化和地理等要素的综合研究，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都存在统一的东欧或斯拉夫研究学会以及数量不一的相关研究机构。欧洲研究比较好理解，这是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出发、以欧洲认同为基本内核的实践与观念研究。有学者甚至认为，随着欧洲化的深入，中东欧地区的消失将是必然的，该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客体有可能逐渐式微。在转轨/转型研究上，东欧剧变后各国的转轨/转型实践为转轨学或转型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一区域国家成为有关研究的重要场域。这项研究主要以民主化和市场化为考察指标，突出政治和经济范式。

然而，颇有意思的是，上述各项研究与这个区域都存在不相一致的地方。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及一定意义上的波黑和中国尚未承认的科索沃不属于斯拉夫的范畴。而以欧洲文明和社会发展模式为主线的欧洲研究也不能将具有斯拉夫属性、社会主义经历以及独特的资本主义模式的中东欧地区或国家纳入其中。此外，转轨或转型当然是中东欧研究的主要内容，但它应该是中东欧研究的一个子概念，而非中东欧研究的全部。也就是说，（中）东欧研究兼具斯拉夫研究、欧洲研究和转轨/转型研究属性，但并非其中一项的子集。

总的说来，这一区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增添了其研究的魅力，同时也为中国学界的认知构建以及政府的政策阐释提出了要求。“一带一路”建设统领的对外开放新实践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包括（中）东欧研究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主席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则为新时期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根本依循。站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中国学术界迫切需要一场关于（中）东欧研究的深刻大讨论和严肃大检查，对中国（中）东欧研究的定位、差距与不足、进步方向等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推动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东欧研究，使其在国际中东欧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并不断发展壮大。